中医药行业应有所担当，加大科研投入。要搞清安全用量的范围，还要搞清药物的适应症和禁忌症，以及毒性与有效性的关系。在药品使用环节，要做好患者教育，严防重金属过量蓄积。在此基础上，中医药行业应增加与公众的沟通，准确提示风险。
　　近来同仁堂公司麻烦不断。先有香港卫生署责令召回其旗下“健体五补丸”，原因在于该产品的汞含量超过限量5倍。后有媒体曝光称，同仁堂牛黄千金散及小儿至宝丸的朱砂成分含量超标。再之后，有人对同仁堂集团现有中成药进行了全面梳理，发现北京同仁堂在国家食药监总局注册的不重复药方732条记录中，含重金属的药方达150条，包括含汞、砷、铅等。
　　实际上中药重金属含量问题是老生常谈。在漫长的中医药发展历史上，中医以自然之物、自然之法医自然之身，中药的自然之物多来自草本，也有来自动物、昆虫、矿物的。一些矿物药的确有毒，但在大自然作用下，有大毒的物质往往被稀释，或以不溶化合物的形式存在，使其毒副作用减少。所以，中药的生产条件和管理水平即便长时期偏低，安全问题却似乎并不突出，服食五石散造成大量中毒是历史上比较有名的事件。
　　中药安全问题真正凸显，是在现代药事管理与法规的建立后。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用以阻止女性怀孕早期呕吐的药物“反应停”让全世界12000多名肢体如海豹前肢的婴儿降生，震惊世界。此类事件的发生，促成了现代药品管理体制的进步和完善。
　　该体制原本针对西药监管，中药监管曾长期处于真空状态。伴随着社会发展，中药逐渐告别了小作坊生产模式，代之以现代化大规模工业化生产。现代药品监管制度随之被援引，中药行业由此产生了诸多不适应。比如，现代药品管理制度要求对药品的药理、毒理作用有明晰阐述，临床试验要符合药品临床试验管理规范，生产要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经营要符合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而中药主要是大复方，其依据中医理论，在阐明药理、毒理等方面有先天不足，在临床试验、生产等方面也有自身难以克服的具体困难。因此，中药的监管又保留了一些自身特色，适当降低了要求。技术方面的困境、文化传统的惯性、理论上的不兼容等都导致了这类妥协。
　　在“普遍准则”与“中医特色”之间存在一些模糊地带，这里常常成为争议中心。这次同仁堂中成药的重金属超标事件，就是一个典型例证。
　　关于同仁堂中成药的重金属超标事件，媒体几次报道，反映的是不同层面的问题。“健体五补丸”的汞超标，应该说是比较严重的事，不可原谅。因为该药处方构成并不含汞物质，超量的汞被检出，可能是在原材料环节或生产加工环节出了问题，无疑应被判为不合格产品，被处罚也不值得怜悯。而牛黄千金散及小儿至宝丸的朱砂成分含量超标一事，则有历史遗留问题，主要因不同标准“打架”，《药典》和《国家药品标准》等文件不统一，其责任有商榷余地。至于北京同仁堂有150种含重金属药方，比之朱砂含量超标又有不同，含有与超标是两回事，形式上而言，并未违反法律法规，但因涉及数量较大，报道出来确实足以吸引眼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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