镉源成谜
　　6月中旬，记者走访深圳、广州等地市场时发现，市场恐慌情绪不减，湘米几乎绝迹，人们转为采购东北大米，甚至是来自泰国、日本的进口大米，深圳坊间开玩笑，镉米风波增加了港人在深圳包“二奶”的成本，因为标配中多了一条“香港大米”。而在这场“镉米”风波发生前，广东月均消耗湘米高达3万吨。
　　弃食湘米直接让这场风暴的另一个中心湖南被焦虑笼罩，因为大米滞销，素有湖南米市晴雨表之称的益阳市兰溪米市再不见往日的繁荣，绝大多数米厂停产，企业主损失惨重，守着堆积如山的稻谷以及日益累计的民间借贷利息一筹莫展。
　　在湖南省四大产粮县之一的株洲市攸县，惨淡大致相同，37家大米加工企业有35家停产，稻谷堆在仓库里任由麻雀叼食。
　　攸县是这次“镉米”的重灾区，米贱伤农，来自当地农户的反馈是，种粮大户们已经心灰意冷，一些人开始弃种水稻。
　　湖南省是我国最大的水稻主产区，该省2012年的水稻产量是2631万吨，占我国水稻产量的12.9%。“镉米”危机得不到妥善处置，不仅给当地的农业经济带来负面影响，也直接冲击中国整体的粮食安全。
　　关于大米中镉的污染来源，目前湘粤两地的专家基本认为与江河灌溉污染、化肥污染及通过大气沉降导致土壤污染这三种类型有关。但有意思的是两省专家在主因认定上却持有严重分歧。
　　以童潜明为代表的湖南省的专家多认为耕地重金属污染与农民施肥过度有关，农民大量施用氮肥、磷肥、钾肥，带入重金属镉，并导致土壤酸性飙升。湖南省有专家认为，基于此因，湖南省耕地土壤pH值已由上世纪80年代的6.5下降至6.0,该省30年的土壤酸化程度相当于自然状态下300年的酸化程度。土壤酸化导致的后果是土壤里的重金属活性增强。不过，这一观点受到了广东省内专家的反驳，因为全世界都在使用肥料，并未见到洋米镉超标。
　　包括攸县等产粮县的官员们也多有将污染原因指向过度施肥，舆论认为这是避重就轻。就连攸县本地的农民在接受本刊采访时也都认为污染源头来自湘江流域的污水灌溉。
　　湘江已成我国江河重金属污染的典型，聚集了湖南省60%的人口，贡献着70%的GDP，却也承载着60%以上的污染。以攸县为例，尽管当地政府称米厂附近10公里没有污染源，但本刊记者翻阅当地政府的公开资料仍然可以查到，作为中国100个重点产煤大县之一的攸县，重金属生产企业众多，规模普遍偏小，污染相对严重，而其主要水源酒埠江最终汇入湘江，因此被列为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重点地区。
　　2012年攸县政府提出污染综合治理方案也验证了这一点，该方案明确“到2015年全县重金属排放量在2010年基础上削减20%”，“投入2000万元资金，关闭24家污染严重的重金属企业”。
　　用于农田灌溉的江河重金污染问题其实已是不争的事实。再以攸县所处的株洲为例，该市是我国著名的重工业城市，亚洲最大的有色金属冶炼基地。2013年6月28日，耗资2亿元的株洲市重点项目之一的霞湾港重金属污染综合治理工程竣工。当地政府通报，该项目清除了霞湾港底泥中“含镉4.564吨、铅114.6吨、汞0.67吨、砷6.141吨”。
　　霞湾港的重金属污染来源就是株洲市清水塘工业区超标排放的工业三废，而这些有毒有害残留最终都通过霞湾港排入湘江，累积沉积跨度逾60年。
　　受污染的湘江水系最终又被引入沿线的农田灌溉，其实对此，湖南省的官员、专家们早已心知肚明，童潜明早在2009年，就已经给省委省政府致函呼吁就湘米是否镉超标进行讨论。但令人遗憾的是，领导的批示多是“防止炒作”。
　　2012年2月，湖南省启动了“稻米镉污染消除及快速检测技术与装备研究”。这项计划为期三年，但未等到结束，镉米危机就爆发了。
　　在“镉米”风波爆发初期，湖南省的官员们表现还显得闪烁其词，因为他们更为担心的会否影响到该省的粮食销售与生产。
　　不过，危机最终还是加快了当地对镉污染现状摸家底的步伐。湖南省农业厅已经对全省各地的农村土壤进行了样品采集，其中攸县291个样品。但由于涉及区域过大，检测样品可能多达上万，最终结果仍需漫长的等待。
　　这让攸县在内的农业主管部门以及农民们很焦虑，因为搞不清楚污染源、污染程度与分布，接下来的工作就不知从何着手。
　　在这场危机中，湖南依然深陷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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