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之争
　　值得公众注意的一个动向是，尽管目前对镉污染来源持有分歧，但中国学界，包括湘粤两省外的一些专家都达成了一个共识，这个共识在向中国卫生部对大米中镉含量的标准发起冲击。依据中国卫生部的相关规定，大米中镉含量不能超过0.2毫克/千克，但湘粤两省的专家们都认为这一规定比日美发达国家要定得严格，比如日本大米镉超标标准之前定为1.0毫克/千克，联合国粮品准则委员会的规定是0.4毫克/千克。
　　在广东省公布的湖南镉超标大米清单中，多数米厂的米镉含量均在0.4毫克/千克以下。如果按照联合国标准，这些大米便是合格。因此专家们认为中国的标准过于严苛，“不合理”，导致“镉大米”的危害被放大，导致公众恐慌。
　　湖南省粮食系统的官员甚至直言不讳，称国家层面可能在今后会考虑提高大米中镉含量的检测标准，与联合国相关标准接轨，不然湖南粮食安全会成为大问题。
　　必须警惕的是，中国历年来的环保问题、食品安全问题，曾多次出现过受制于地区政治博弈最终妥协低调处置的情况。国际标准凡是对“我”不利的，统统用“中国特殊国情”来规避，国际标准凡是对“我”有利的，统统用“国际惯例”来套用，地方政府联合专家的这种危机公关手段也并不生疏。
　　大米中镉含量标准不是不可以讨论，甚至不是不可以向“国际惯例”靠拢，但其前提条件必须是基于对科学的充分尊重，基于对人民群众健康安全的高度负责，而非出于政治需要与经济需求。
　　到底多糟？
　　被公众忽略掉的一个重要细节是，南方市场出现的镉米来源还有江西。在江西鹰潭，江铜集团贵溪冶炼厂这个江西省GDP贡献大户的周围，耕地10年前已不能种植水稻。陈家村贵冶附近一个不足700人的村庄，1985年贵溪冶炼厂设厂后，该村的土质每况愈下，水稻的产量越来越少，直到10年前，颗粒无收，鹰潭市环保部门请来专家调研，确定是土壤重金属污染不能种植水稻。陈家村的村民如今盼望着搬离，因为他们村癌症死亡人数不断增加，村民们怀疑是重金属污染所致，但他们要求做血镉检测却遭到了阻挠。
　　在粗放式的工业化进程过程中，耕地受到重金属污染，由此带来的生态危机绝非湖南、江西、广东特有。
　　江苏地质调查研究院曾承担《长江三角洲典型地面沉降区水土污染监测与防治技术研发与示范》课题。研究人员介绍，离太湖不远处有一乡镇企业聚集地，多家企业直接将排污口对准附近河道，导致一条河流中河泥的镉含量高达1500毫克/千克，而使用该河水灌溉的稻田中，土壤镉含量一般在2.5毫克/千克左右，是当地正常耕地土壤镉含量的10倍。同时，该地所产稻米也比正常稻米的镉含量至少高出2倍。最终，这条河流附近出现了上百亩的“镉米”产地。
　　这种不合理的排污行为导致局部土地重金属污染，在苏锡常乃至整个长江三角洲地区都有一定代表性。项目组的检测数据显示，自2004年以来，苏锡常地区局部地区土壤中的镉、汞等重金属污染范围在逐步扩展，有连点成面的趋势。
　　6月25日是第23个“全国土地日”，环境保护部提供的《中国土壤环境保护政策》显示，中国土壤污染的总体形势不容乐观，部分地区土壤污染严重，在重污染企业或工业密集区、工矿开采区及周边地区、城市和城郊地区已经出现了土壤重污染区和高风险区。《土壤报告》显示，在各类环境要素中，土壤是污染物的最终受体，大量水、气污染陆续转化为土壤污染，损害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如今，人们对新近宣布的“人类污染图”充满期待国土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宣布将联手绘制我国土壤污染图，重点调查土壤重金属元素污染，建立涵盖81个化学指标(含78种元素)的地球化学基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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