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之困
　　2011年，国务院批复了《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十二五”规划》，国家确定的第一类重金属防控对象是以铅、汞、镉、铬和类金属砷等污染严重的重金属元素为主；第二类防控对象是铊、锰、铋、镍、锌、锡、铜、钼等。国家还确定了五大重点防控行业，分别为节能有色金属矿(含伴生矿)采选业、有色金属冶炼业、含铅蓄电池业、皮革及其制品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同年，国务院批复《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实施方案》，根据最新的数据，湘江流域工矿企业2008年为1600多家，至2012年已经淘汰关闭了675家，5种重金属排放量总和减少30%以上。
　　但治理工作的进一步推动却面临着不小的挑战，表面上看，剩下来的这些企业都有合法的工商、税务、环保排污登记无可争议，因此硬骨头很难啃，实则这些企业多是当地的财政贡献大户，在招商引资如火如荼的当下，要官员们出于环保的需要，主动抑制住自身的GDP政绩冲动显然有些一厢情愿。对株洲市这样的重工城市、污染大户而言，还存在对辖区内央企力量难以抗衡的局面。
　　湖南省治理湘江的重金属污染，涉及湖南省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调整，难度可想而知。
　　根据《全国土壤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十二五”期间，用于全国污染土壤修复的中央财政资金将达300亿元，包括受污染农田、城市“棕色地块”及工矿区污染场地。
　　包括湖南省、江西省在内，各个地方政府都盯着中央财政的口袋，各省意图不言而喻。问题是，即便按照1.5亿亩这个早几年公布的受污染土地数据测算，中国的重金属污染土地修复计划也将耗资惊人，可能高达上万亿元。300亿元无异于杯水车薪。
　　污染土壤修复主要包括两大原理遏制与去除。在广东，该省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研究员陈能场正在韶关大宝山矿区土壤污染区进行土壤生化修复试验，他首先用一种有高吸镉能力的稻谷种类“长香谷”种植在已被污染的稻田里，逐步吸附走土壤中的镉元素，这个生化修复过程至少要耗费连续四个水稻种植季以上的时间。每季生化修复完成之后，“长香谷”的稻谷和秸秆，还要送到专门的实验室，进行焚化销毁或进行重金属“镉”的提取，避免用于任何食用或饲料用途。
　　在广西环江，9000多亩因矿企尾矿库溃坝遭受重金属污染的农田，自2011年3月起，通过植物萃取、化学修复等方式修复土壤，种上了蜈蚣草、东南景天，为弥补当地农民损失，甘蔗、桑树和玉米这类重金属低积累植物，被选择种植。
　　除了采取生物萃取、化学修复，中国一些地区还对重金污染土地采取了其他一些方式，比如株洲市，对污染严重的农业用地，征收转为工业与城市建设用地，对不适宜种植粮食的土地改种苗木等经济作物。
　　在江西，新余、贵溪等9个市、18个县的41个自然村、约2.2万人因为土地受到重金污染，沦为生态难民，不得不进行搬迁。
　　中国受益于现代工矿业发展在前30年中得到快速发展的区域正在为环境欠账埋单。对大自然报复式攫取的代价是昂贵的，一个个传统的鱼米之乡正在版图中消失，一个个癌症村正取而代之。
　　今年初，记者曾对浙江钱塘江沿线由于工业污染导致癌症村遍布的情况进行调研，在调研中同样发现一些地区耕地重金污染的情况。
　　农民守着地必须买粮吃，抱着井却必须买商业瓶装水吃，望着空气却不敢大口呼吸。
　　由于中国的环保受制于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影响，辖区与辖区间各打各的算盘，因此很难形成联动。治污等于将污染物送出辖区的思维与做法依然普遍存在。
　　国家海洋局报告称，2012年经珠江流向南海的重金属超过3700吨。这只是一个小小的珠江。
　　裹挟着重金属的污水经由珠江汇入南海，经由长江汇入东海，经由黄河进入渤海……
　　生蚝、牡蛎、黄鱼……这些美味的海产品终将在我们餐桌上“重金奉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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