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我们自诩地大物博，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华夏儿女生生息息。然而随着工业文明的推进，矿产资源过度开采，河流水被污染， 土壤因施肥过度致重金属超标……人们不禁要问， 是否应该有些计划，有些节制。
　　中国的环境问题并非一朝一夕而致，而是我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积累的环境欠账。
　　记者专访了中国环保产业协会重金属污染防治与土壤修复委员会秘书长刘阳生。
　　记者：现在，中国的土壤污染情况，很受国内外的关注，而刘阳生秘书长作为这方面的专家，我们想让刘秘书长介绍一下，中国土壤污染大致的状况是什么样的？
　　刘阳生：中国的土壤污染状况包括很多的权威数据，我希望媒体记者朋友们找国家的权威部门，包括国家环保部去了解。因为国家环保部曾经做过一个全国的土壤调查，虽然这个调查现在来说比较粗，但是仅仅是信息提供而已，这些数据即使大家了解了，也不要做过分解读。
　　记者：土壤问题是否长期形成，是否也可以叫做历史遗留问题？
　　刘阳生：实际上，在大家看来，好像中国的土壤问题是一天，或者几天之内出来的。实际上它是一个历史上长期形成的，或者叫历史遗留问题。比如说很多的矿山从清朝、明朝就开始开采， 以前开采过程里面肯定没有什么环境措施，在我们国家发展初期，也就是解放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80 年代到现在的发展过程中，都是大量的消耗资源、污染环境的过程。现在我们意识到问题的时候，实际上问题就在我们身边发生， 以前没有措施，现在我们要解决问题。
　　国家已经在一步一步解决这个问题，而且国家对政策方面的支持，资金方面的支持，以及地方政府的重视，已经提上议程。我们做了十几个省市的重金属污染场地的调研，各个地方政府都很重视，从环保局到发改委到省级领导都非常重视，希望能够有计划、有步骤地逐步解决这些问题。
　　记者：刚才刘秘书长说过，您在地方调研， 那在调研中有怎样的体会呢？
　　刘阳生：我们去江西、贵州、湖南调研，往往一去就是半个月，我在贵州待了将近两个月。在很多地方我们发现一些问题，就是说政府重视这个问题了，老百姓也知道环境问题了，老百姓也希望得到政府部门的支持，但是有些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并不是完全按照科学的方法，或者说技术规范来实施的。我认为在将来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必须要加强管理。
　　记者：我国的土壤污染修复技术，有没有可以推广的呢？
　　刘阳生：中国的土壤污染不同于国外的，比如说做水处理、固体废物的都知道有很多技术可以从国外引进，因为那些问题是大家共性的问题。中国的土壤污染量大面广，农田污染经常是几千亩、上万亩也有可能。工厂场地一拆迁以后，像株洲清水塘地区，几十平方公里全部污染了，这种情况在国外是不存在的，所以中国重金属污染的特征是自己的特征，我们也靠自己的技术才能解决。我们可以引进国外的技术，但是要经过引进、消化、改造才能解决，我们遇到的问题是技术的成熟性和选择性问题，很多技术还是不成熟的。但是，我们在国内已经发现一些技术做了一些示范工程，这两天有很多企业介绍了很多经验，我们也发现有很多很好的企业，我们要利用这些企业成立中国的重金属治理与治理创新联盟，我们把这些方法推广、复制，解决这些问题。也就是说，很多的技术问题是因场地而异，因地区而异，一个技术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土壤的问题不断地有技术涌现出来。中国的问题是污染的面比较广，我们不可能投那么多钱，一定要采用最合适的技术解决我们的问题，不一定要非常先进。有些人说，一定要把土壤里面的重金属全部拿出来，那是不现实的，我们只能让土壤重金属在能接受的情况下是最经济的。
　　记者：治理土壤确实存在地区和地区之间的不同，应该因地制宜。国外有没有什么优秀的经验供咱们借鉴，取长补短？
　　刘阳生：国外在场地修复这块儿的经验，我认为主要是两点值得我们学习。
　　第一，整个项目的实施过程管理非常规范，项目的验收非常规范。项目的实施管理和验收规范就可以确定场地修复的目标可以达到。
　　第二，国外的很多土壤修复是按照风险管理的原则进行修复，就是说修复这个场地的目的是什么， 风险管理到什么程度，修复成本就出来了。比如说谈到风险的时候，往往就涉及到污染源、暴露途径、人群。如果说有污染源的地方，有暴露的土地的地方， 没有人群存在，没有比较敏感的生态系统存在，这块儿地的修复就不一定按照非常严格的土壤修复标准来治理，因为要花很多钱。我们可以用简单的方法， 把场地进行隔断，阻断污染的传递，这个目的就达到了，这个成本就会很低。如果说污染的地方涉及到很多人群，这个时候风险非常高，这个时候要按照非常严格的土壤修复标准来治理，要满足人体健康的安全和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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