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来自国土资源部法律中心、国土资源部法律评价工程重点实验室的郭威在会上做了题为《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与生态保护的关联机制》的演讲，从生态保护关联机制的建构背景、关联的链合点、构建的逻辑前提等进行了阐述，并提出了具体构成的设想。
　　郭威认为，机制建构的背景主要有经济因素、法制因素和社会因素。其中，经济因素主要指新一轮经济改革，以强化市场、简政放权、改善供给为重点。强化市场是指过去由于高投入、高消耗、生态破坏以及过度干预资源配置，使经济增长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现在要求经济增长速度适度放缓，强化市场作用，做到政府不越位、不缺位。简政放权是指过度微观干预使价格不能充分反映资源价值，要求尊重市场，尊重市场主体的选择，政府减少微观干预。改善供给是指生态环境破坏的成本一方面需要内化，另一方面需要通过增强公共供给予以补偿。这样，要激活经济领域的内生动力，就要求从市场权利主体、市场机制机能和市场平衡调控等方面，实施“多层”制度供给。
　　法制因素是指资源立法趋势的走向与要求。20世纪之后，各国资源立法的目标已由合理利用趋向生态保护。同时，资源权利出现公私融合，即资源权利=私法权利+公法管制。另外，资源法律关系已是一个复合概念，由众多法律关系组合而成，单一部门法调整已力不从心。所以，要激活法制领域的内生动力，就要从规范目标、规范手段和规范体系等方面着手，实施“多层”法律供给。
　　社会因素主要指“资源诅咒”命题显现，该命题源自20世纪60年代的“荷兰病”。首要涵义是指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施加了限制作用，还涵指自然资源的开采利用对地区环境的巨大负作用。事实上， 200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总量的5.5%，但能源的消耗占世界总量的15%，给环境造成很大压力。
　　如何找到关联的链合点？郭威认为，“五位一体”的战略布局要求实现矿产资源经济价值与生态价值冲突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概念强调“产出”与“限制”两个共生要素，“产出”体现矿产资源的经济价值，“限制”体现矿产资源生态价值，折射出矿产资源“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的并存形态，“产出”建立在对“限制”认识和尊重的基础之上。
　　首先要正确认识制度关联的逻辑前提。传统经济学以经济单位为视角思维定势，已经不适应今天的形势；生态经济学的新视角赋予生态环境以资本属性，颠覆了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的优越地位。
　　郭威认为，逻辑构成有两个，一是多元性逻辑构成，建立与生态保护目标相适应的矿产资源勘查开发管理制度形态，既要重视传统经济学所关注的人工价值部分，还要注意代内及代际补偿与外部补偿价值的实现；二是多层性逻辑构成，既要考虑经济内生动力对市场权利主体、市场机制机能和市场平衡调控等的多层性要求，又要考虑法制内生动力对规范价值、规范手段和规范体系等的多层性要求。
　　其具体怎么构成？建立科学、完善的产权制度，为提高天然价值的利用效能提供制度接口。郭威认为，现行的物权法上的“物”无法包含矿产资源，立法勉强做出一些概括规定, 无法与传统物权形成一致的法律逻辑；同时，单行的矿产资源立法虽对利用问题进行了安排，却基本上以行政许可为载体，导致私权与公权的混乱。因此，建立完善的矿产资源产权制度，通过市场实现对矿产资源的合理配置，必须有两个前提，那就是矿产资源的市场价格能够充分反映其价值及稀缺性 ；通过市场实现资源价值，依据资源价值构成理论，在不同市场主体之间进行合理分配。
　　其具体路径是，扩展物权法“物”的概念，增设“对物的采掘”这类矿产资源权，直接适用“物”的利用规则，排除行政权力运作空间，完善矿产资源的产权制度；形成合理的矿产资源产品价格生成机制，在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上，提高人工价值的利用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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