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之困
　　土地污染治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但是，同时也面临很多现实的问题。
　　城乡污染土地修复开展水平的巨大差距，是经济规律之下的一种市场行为，而这种市场行为的背后，则是我国土地污染追责的困境。
　　污染土地修复，在中国有着巨大的需求。很多科研机构、企业争相进入，然而，这仍以城市为主要舞台，对农村受污染的土地修复却少有人问津。
　　据介绍，每修复一亩污染严重的耕地，大约需要人民币50多万元。修复时间一般需要10年甚至20年。按照这样的修复成本计算，我国农田修复规模将高达50万亿元，如此大的资金需求，无疑是个巨大的挑战。
　　关于农村土地修复融资机制，虽然有些企业已在有些地方进行了探索和尝试，但遗憾的是，国家层面目前尚无成熟的模式可以推广。
　　其实，城乡污染土地修复开展水平的巨大差距并非人为故意。我国污染场地修复工作起步很晚，2004年之后才在京、沪、渝等大城市开展，其中大部分修复项目都未进行污染追责。
　　于是，追责索赔就显得“既麻烦又无必要”，被一再搁置。而在远离土地财政的农村，巨大的资金缺口无从弥补，追责变得既必要又紧迫。
　　近年来，不少“两高”企业向农村转移，成了污染土壤的大户，加上城市河道流出的污水，农村过量施用的化肥、农药，过量养殖引发的面源污染，以及矿山开采造成的污染，致使农村土地污染情况异常严重。
　　相比城市，农村许多企业的排污行为更加缺乏执法者的监督和管理，以致肆意排污，严重污染周边土壤和水体，让土壤修复变得十分紧迫。
　　土壤修复可分为将土壤挖掘或抽取出来，经运输后再进行治理的“异位修复”和不移动土壤而直接在原位置进行修复处理的“原位修复”。二者相比，“原位修复”成本较低、可修复深度更大、对土壤的破坏小，适用于更大面积土地的修复，更适合于农村。
　　目前，农村土壤修复的“主力军”是一些植物。中科院地理所环境修复中心自2005年起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环江县建立了以蜈蚣草为主的植物——物化固定联合修复技术示范工程，修复当地被污染以至于无法耕种的农田。
　　运用工程手段对浅层土壤进行修复，结合暴露途径阻隔、改变土地用途等方法，也可以在成本较低的情况下降低土地的环境风险水平。
　　然而，在土壤、大气、水体三种环境介质中，修复土壤的费用最高，而且效果最慢、最差，一旦被污染，修复将是一个无休无尽的工程。
　　完善政策之急
　　专家指出，控制镉污染，保障消费者安全食用大米的根本办法，是查清污染源，有针对性地治理环境。无疑，切断污染源是当下最重要的事情。
　　然而，由于土壤污染底数不清，导致污染原因、种类、范围和程度成为盲点，防治措施便缺乏相应的针对性。
　　因而专家们呼吁，应该建立国家级长期运行的预警和预测系统，对农田污染现状和发展趋势进行及时监控。
　　当然，技术层面上的落后，没有有效的监测体系，就无法及时发现耕地质量变化的最新情况，不能制定准确的修复方案。
　　目前，我国耕地质量测试指标和方法陈旧，对地力的评价通常采用土壤有机质含量，但实际测定的却是有机物质全量，而不是活性有机质，这样的测试结果，根本无法准确反映耕地地力和土壤演变。
　　更为深层的问题是，我国耕地质量保护法规不完善，作为耕地使用主体的农民缺乏保护耕地质量的主动性。对土壤污染，国家层面也缺乏法规和技术标准，地方标准更是空白。因而，立法刻不容缓。
　　从整个食物的安全链角度看，在源头加强检测是重中之重。工业污染造成的损失不能由农民承担，而应该由工业排放企业承担。找到责任主体，问题解决起来就比较容易。
　　解决土壤污染问题，还要制定和严格执行一系列环保法规。据介绍，目前土壤环境保护立法工作取得积极进展，《土壤环境保护法》(草案)已经初步形成。
　　专家建议，《土壤环境保护法》应该提高企业的违法成本，同时明确界定相关部门的监管责任，让环保、农业、国土等各相关部门形成合力，还应与地方政府的绩效考核挂钩，让法律得到真正的贯彻和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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