镉污染健康损害评估体系待建立
　　柯屾认为，镉是最有可能在中国引起大范围疾病爆发的污染物。为避免镉污染导致“痛痛病”之类的悲剧发生，中国需要逐步建立起覆盖全国的监测预警体系。大米是污染区人体镉摄入的主要途径，也是人体镉暴露的主要来源。但一地生产的大米的镉含量只能代表当地土壤镉污染水平，由于大米的流动性大，难以作为镉污染损害人体健康程度的生物监测指标。通过对7个地区7种动植物样品采样，检测镉含量并进行数据分析，柯屾得出结论，茶叶、树皮、鱼、猪肝、猪肾等生物样品都不能作为镉污染损害人体健康的生物监测指标。“总体来说均值和超标率没有规律可循，难以判断哪个物种更适合作为镉污染对人体健康危害的标志物。”因此柯屾建议，从人体内筛选获得镉污染损害人体健康的生物监测指标，比如血镉、发镉、尿镉。
　　发镉由于测定技术等问题，已遭国内科研和流行病调查弃用，而血镉主要反映近几个月接触镉的情况，是近期接触镉和急性接触镉的常用生物检测指标。更经常采用的指标是尿镉——尿镉是慢性镉接触人体镉负荷的指标，尿镉增加是环境镉暴露后机体最先出现的指标之一。在大样本量的人群调查中，尿样采样方便且更易被受调查者接受。柯屾也建议将该指标作为地市级环境监测站的日常指标。“当某地区尿镉均值或者超标率达到一定程度，可启动应急处置方案，扩大检测人群、增加其他检测指标，为镉污染损害人体健康的监测与应急提供科学、合理、可行的技术支撑。”
　　污染土地处置难题
　　污染评估体系旨在建立保护公众健康的屏障，而污染的直接后果——以农田为主的大片被污染土地，仍需修复或其他妥善处置。在2013年12月召开的一个环保论坛上，环保部生态司司长庄国泰曾透露，环保部正在会同有关部委联合编制《土壤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行动计划》。预计该行动计划将从五个方面开展工作，包括耕地和饮用水源地的土壤保护、土壤污染源的源头控制、被污染地块的风险管控、加强修复试点示范以及监测体系建立等。但如果缺乏配套的实际举措，该计划无疑将遭遇现已凸显的难题：筹集污染土地的修复资金源，如何落实污染企业责任，怎样解决污染土地农民的生计。
　　庄国泰称，中国南方，尤其是西南地区土壤污染尤为严重，而这一区域的人均耕地面积相对较少。“同样是100亩地，西南地区可能涉及到十几家农民，比北方多很多，影响面比较大，如何在治理过程中既实现治理目标又让农民有一定的经济收益是治理难点。”柯屾亦指出，政府部门对环境污染造成人体健康事件的调查处理，已经刻不容缓、迫在眉睫。
　　“在个别地方，由于环保诉求得不到呼应，当地居民逐渐失去了对基层政府的信任，对污染之怨因而演变成对政府部门不作为之怨，这样，本来由企业生产引发的污染事故，因没有及时处理，引发了政府与居民之间的直接对抗，甚至发生多起流血冲突。”
　　村民们如何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科研人员能否提供污染应对、解决的技术方案，法律与制度体系怎样为受害者提供保障......伴随中国内地民众环境安全意识的提升，这些问题都将被反复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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