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生态环境问题从国家层面得到空前重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探索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同时，史上最严环保法于2015年1月1日正式实施。这说明，强调可持续利用生态资本的中国绿色经济之路正在开启。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副主任、城市与区域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研究员欧阳志云向《中国科学报》记者表示，自然资本“用一句话概括，就是能够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人类福祉作出贡献（或者提供生态产品服务）的自然资源。”欧阳志云认为，自然资本是自然资源的一部分。

将自然资本引入政策制定

最近，在长江公益基金自然·人子基金（HELP）项目举办的主题为“自然资本的中国绿色经济之路”论坛上，斯坦福大学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总统科学与技术顾问委员会委员Gretchen Daily指出，中国当前在解决环境问题过程中所产生的创新和正能量令人鼓舞，但政策决策和资金投入是一个权衡的过程，将自然资本引入这一过程中，需要准确描述生态系统的变化及其影响，不仅要计算投资价值上发生了多少变化，也要看有多少弱势人群免受灾害的影响，创造了多少就业机会，生态质量有没有提高等多重指标。

欧阳志云认为，长期以来，我们在政策制定和商业决策过程中，没能很好地考虑到自然资本的作用。因此，将自然资本的作用和贡献纳入政策制定和商业决策之中，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长江公益基金自然·人子基金执行主任，奥地利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风险、政策和脆弱性学部研究员刘伟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自然资本评价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政府应对因市场失灵导致的资源浪费和生态破坏。自然资本评价结果可以用在制定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指标以完善现有的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考核办法和奖惩机制；生态资本评价还能为健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制度、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以和生态补偿等制度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

决策过程中，首先要进行自然资本的评估，看它能对人类福祉和经济社会作出什么样的贡献，即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ross Ecosystem Product，GEP）。

长期以来，我们只关心经济的发展对GDP的影响以及环境是否遭到污染。而环境在遭到污染后，其后果是什么、它的经济代价是多少却没有做太多的工作。同时，国家的政策只关注增加多少GDP，不考虑生态环境的贡献与代价是多少，从生态环境保护的角度，许多的经济与商业决策是合理或不公平的。

由于我们只关心GDP而忽略了GEP，许多地区GDP 升高，GEP下降，经济增长以生态环境为代价。

而绿色经济是要实现GDP 与GEP同时增长，也就是实现自然资本和经济资本的共同增长，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的协同进化，自然与社会和谐发展。

Daily也同时强调，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本需要不同领域的多方合作，她认为，中国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的概念和评估方法，是和国内生产总值（GDP）相对独立的概念，创造性地解决了西方一些国家推动绿色GDP工作长期裹足不前的难题，为不同学科、不同部门的沟通和合作开启了一条新路。她表示，生态资本主流化的过程离不开公共政策的支持，政府需要制定出相应的政策以引导和鼓励企业加大对自然资本的投资。

转移污染链的做法不可取

自然是支撑全球人类基本福祉和财富创造的基础，健康的生态系统能为人类生存、生产与生活提供大量的产品和服务。然而，过度资源开发对生态系统产生了巨大损害，自然资源日渐枯竭，自然资本不断丧失。

欧阳志云指出，由于地区发展差异，我国存在一些污染转移的做法，例如一些发达地区为了减少环境污染问题，把污染型企业外迁，即从发达地区转移到不发达地区。后发展地区环境门槛低，为了获得经济增长，就承担了污染的转移，导致生态环境破坏与生态资产退化。这显然是不妥当、不可取的。

在发展绿色经济过程中，其他国家不乏成功的案例。刘伟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美国的土地休耕保护计划是一个引入市场机制促进自然资源生态补偿的成功案例。该计划中政府给休耕的农户提供补偿资金以购买生态效益，借助竞标机制和遵循农户自愿的原则来确定与各地自然和经济条件相适应的补偿标准；2014年1.5亿亩的农田参与休耕，实施30年来，该计划在减少土壤侵蚀、改善和保护水质、提高土壤生产力和恢复野生动物栖息地等方面成果显著。

但是，也有一些现象非常值得关注，比如日本为了保护自己的森林资源，购买其他国家的木材以满足本国需求。由于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成本和环境成本相对较低，美国、欧洲一些发达国家将导致污染的重工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以达到污染链的转移。

发达国家正是利用经济等方面的优势，把环境污染转移到欠发达地区和国家，在生态环境角度对发展中国家不公平，是非常自私的做法。

中国绿色经济之路有多远

由于长期以来只强调经济增长，对生态环境保护重视不够，欧阳志云认为，因此，中国目前面临诸多的生态环境问题，并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障碍与威胁。

其一，环境污染和“环境毒化”的问题。美国斯坦福大学Paul Ehrlich教授认为，环境系统遭受污染，导致有毒物质在大气、水体、土壤中的累积，环境毒化不仅直接威胁人们的健康，还通过对农产品的污染间接影响人们的健康。

其二，生态退化问题。欧阳志云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最近刚刚完成了全国生态环境调查与评估发现全国生态环境问题仍然严重，主要表现为：生态系统质量低，90%以上的森林草地不同程度退化；野生动物栖息地继续丧失，自然栖息地减少，生物多样性面临的威胁加剧；生态系统提供服务的能力下降，水源涵养能力、土壤保持能力、防风固沙能力都不高；流域生态环境恶化，像海河流域、黄河流域几乎所有支流断流，长江流域生态环境问题加剧，中下游湖泊湿地、生物多样性与生态功能都在退化。

在刘伟看来，自然资本的中国绿色经济之路，是在保障国家能源、粮食和生态安全的前提下，以自然资本为一个重要的切入点和抓手，在制度和机制上开展创新以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对政府和私营部门的经济行为进行生态化约束，增加和巩固自然资本的投资，使之成为绿色经济的引擎之一。

“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在合理利用自然资本的绿色发展之路上，我们依旧任重而道远，但新的思维方法和工具可以帮助我们少走弯路，少吞咽苦果。(王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