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能过剩和产权制度、分配制度改革的关系
　　对我国产能过剩最早发出警告的经济学家王建认为,我国目前大范围的产能过剩是和我国产权制度和分配制度改革的深化相联系。
　　在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因为产权不明晰和收入分配的严重平均主义,社会大众缺乏必要的社会压力和追求财富积累的动力,导致社会公共资源使用效率低下。人们的收入除了消费之外,几乎没有其他投资渠道,除了存银行获得利息外,根本没有合法的投资和财产性收入,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受到压抑。因此,总供求格局的长期态势是需求大于供给。
　　上世纪90年代,中国进行了产权制度改革。产权制度改革和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不仅具有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巨大作用,而且使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产生了深刻的变化,个人和家庭收入不再只是“消费资金”,而是成为了储蓄和投资的主要资金来源。
　　这次改革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场改革,中国工业的许多产业出现了世界工业史上最激烈的竞争现象。企业为了在竞争中取胜,尽可能地调动各种可以获得的优势因素:低价格的土地、能源、矿产等,低报酬的劳动力,低成本的资金,低环境标准。这种激烈的竞争产生了明显的副作用,至今仍遭到人们的批评。但正是这场改革,我国才能够在短短20多年的时间内消除计划经济“短缺经济”的特征,使我国工业生产能力和规模大幅度提高,有了迎接经济全球化的竞争实力。
　　我国产权制度和分配制度改革,导致基本经济运行机制的改变,也改变了中国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就是从社会总供给小于总需求转变为供大于求,我国经济增长中的供给制约转变成需求制约,这种转变主要是发生在本轮经济增长的高潮中。
　　以往的经济增长高潮中,由于主要生产资料和消费品国内供给不足,总会引发大量进口和贸易逆差,以及国家外汇储备的明显下降,但在本轮经济增长高潮过程中,却始终保持着贸易顺差明显扩大与外汇储备猛增的趋势。
　　以往的经济增长高潮中,GDP增长率上升到10%、工业增长率上升到20%后只能维持2年左右时间,在本轮经济增长高潮中,两者在这个水平上运行了5年时间。
　　在本轮经济增长高潮以前,能源、交通和原材料的瓶颈制约是常态,在经济增长高潮到来时会更加突出,而在本轮经济增长高潮中,这些瓶颈虽然也出现过,但很快就被突破。例如到2005年初钢材价格就开始下降,到2006年电力供应紧张也全面缓解,主要瓶颈部门都在两年左右时间内,就从供应紧张转向供求平衡,并开始出现较明显的产能过剩了。
　　这些经济运行特征的变化,都是中国经济的总供求格局从供小于求向供大于求转变的反映。由于分配结构的变化,导致储蓄倾向上升而消费倾向下降,使投资可以获得充足的来源,就可以迅速突破经济增长中的产业瓶颈。2000年至2005年,我国投资率逐年上升:36.4%、38%、39.2%、42.2%、44.2%和44%。由于储蓄增长速度超过了投资增长速度,社会的剩余产品大量增加,不仅可以充分满足投资需求,还可以有大量产品提供出口,使投资与贸易顺差增长保持“双高速”。从另一方面看,则是消费率不断下降。与投资率逐年上升相对应,最终消费率逐年下降,自2000年开始:61.1%、59.8%、58.2%、55.4%、53%和52%,到2008年只有38.9%。
　　因此,目前我国的产能过剩是产权制度改革导致分配关系开始发生变化,分配差距拉大导致储蓄率大幅度上升,储蓄过剩导致投资高增长和不断下降的消费率才形成的。
　　另外,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刺激了一些行业生产能力的大规模扩张,由于我国体制机制不完善、经济增长方式粗放,部分行业存在盲目投资、低水平扩张的问题。部分行业产能过剩,还在于生产要素成本价格扭曲,如资源价格被低估、环境成本没有估计足,而导致存在大量的技术水平低、工业落后的高耗能型企业。
　　当前,我国如何应对第一次出现的产能过剩问题已经是很迫切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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