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无人可答的汞垃圾去处
　　尽管北京地球村的工作者认为禁汞的关键在于政府的环保部门，但他们现在似乎从一种新生力量中看到了希望。王海龙是天津血液病医院麻醉科医生，同时也是环保志愿者。他总是在各个护理学会或医学会上宣传汞的危害。
　　“可是我现在能做到的只是推广概念。”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据他所知，在天津，拥有医生和志愿者双重身份的只有他一个人。在他看来，“医疗汞占整个汞污染的十分之一”，这样大的比重或许是中国在无汞医疗“试水”的原因。
　　由于“对医院的环保标准要求很低”，环保工作者期待着行政力量干预医院减汞。目前中国的一些医院在处理破碎含汞仪器时，采用了和美国相同的技术，“但在国外，打碎温度计是件很严重的事，要上报医院管理委员会，委员会还要专门拨一笔钱来处理这个污染”。
　　另一方面，科学家至今没有找到针对汞污染的有效修复方法。为了实地研究汞，冯新斌将自己的家和实验室都迁到了贵州省。在这个以铜仁汞矿著称的省份，有传闻当地人害怕中毒到了不喝当地的水、不吃当地的菜的程度。也正是在这个并不怎么吃鱼的地方，冯新斌发现，由于水稻果实“特别喜欢富集甲基汞”，致使当地人体内汞含量超标。
　　比起小矿区里“土法炼汞”使工人长期在汞蒸气下暴露，食物内的甲基汞更为可怕，“对大脑和中枢神经的损害是不可逆的”。
　　和鱼类相比，水稻中甲基汞含量要低5-10倍，“尽管现在还没有看出甲基汞水稻的危害，但心血管健康和儿童智商到底有没有受到影响，这些都是隐性的”。
　　这个“不怕吃当地米”的科学家，正在寻求解决汞困境的办法，比如让当地的老百姓改种玉米。他还正在寻找超富集汞的植物，用以吸收土壤中的汞，或是本身不吸收汞但可以固定汞使其不在土壤中迁移。
　　但环境中的汞仍在一刻不停地流动着。听说野生食肉鱼里含甲基汞后，田向阳吃饭的时候“不敢吃鱼了”。根据《健康加拿大》的消费指南，鲨鱼、旗鱼、金枪鱼仅应“偶尔食用”，孕妇、育龄期妇女和儿童“不应超过每月一餐”。另外一本杂志甚至告诉读者，海产干货的毒性“高于新鲜鱼类30倍”。
　　这些毒素，有可能就源于一支在几千公里外被打碎了的水银体温计。
　　尽管“汞废弃物问题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法，最好的方法就是杜绝使用汞以及含汞产品”，但没有人知道在曾经的“无汞医疗”中，那些被替代掉的含汞器械是否已经不再可能形成污染。
　　至少，在被问到这些含有大量水银的“定时炸弹”究竟被如何处理时，那些接受采访的人表现出了和记者一样的迷茫：“我也不知道它们究竟去了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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