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40年前，坦赞铁路刚刚开工，那是中国援助非洲弟兄的标志。而40年后在赞比亚，中国在海外最大的矿产企业年产10万吨铜，最大的中非农业合作项目铺开几千公顷，“赞比亚中国经济贸易合作区”拔地而起。
　　中非传统友谊，显示了更多层次的时代内容。

赞比亚首都最大的市场，中国的衣服琳琅满目

在中国投资的赞比亚谦比希铜矿,冶铜工人等待上工。

　　“中国”，无处不在
　　中国的银行，大标牌闪闪发亮
　　南部非洲大陆的雨季刚刚结束，雨水的下一次到来恐怕还要等待长达半年的时间。
　　在首都卢萨卡，一位典型的赞比亚市民很可能发现，他一天中的生活将与“中国”这个陌生又熟悉的事物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
　　他吃个早饭。当地传统食品希玛，原料玉米却产自距卢萨卡50公里的中国国企，中垦农场。
　　他走上街头。在繁华的商业街开罗路上，“中国银行”的大标牌闪闪发亮。即便是其他建筑，他听说，中国公司已经占据了赞比亚建筑市场80%的份额。
　　不论手机还是固定电话，他打个电话，都得使用由中国的华为和中兴公司架设的通讯网络。他打开报纸看到连篇累牍的党派争斗，反复争论的话题，是关于中国的矿业公司、中国的商人。
　　卢萨卡街头没有麦当劳，但他可能会遇到“远东饭店”或者“四川饭店”，满街的连锁超市“Budget Store”是中国人开的，当地最大的购物市场“Kamwala”是中国公司修建的。
　　他累了回家。中国制造的电视机里却传来新闻，“总统班达在访华期间同中国政府签订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政府将把贷款的70%用于本国公路建设……”

　　“资源报国”
　　“我们虽然是企业经营，但也要兼顾政治责任。”
　　从赞比亚首都卢萨卡出发，一路向北，大约5个小时的车程，就可以进入铜带省（Copperbelt），到达赞比亚第二大城市基特韦（Kitwe）。“铜带”指的是一条长250公里、宽65公里、向西北延伸至刚果（金）的铜资源区。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沉积型铜矿床，赞比亚境内已探明储量为12亿吨。矿业，是这个国家的支柱。“到目前为止，这是中国在境外唯一已经正常生产和盈利的矿山。”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色集团）总经理罗涛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罗涛指的是离基特韦30公里处，著名的谦比希铜矿区。1998年，中色集团旗下的中色非洲矿业有限公司（NFCA）以2000万美元收购了谦比希铜矿。该矿区最早由英国公司开采，但英国人早在1983年就已经由于各种原因撤出。
　　NFCA总经理王春来透露，虽然金额数量不高，但涉及中国海外资源战略，这个项目得到了中赞两国高层的支持。“我们虽然是企业经营，但也要兼顾政治责任、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王春来说。
　　事实上，谦比希铜矿的经营非常出色。自2003年投产后，NFCA在2008年收回了全部投资。目前加上新开发的矿体，铜产量每年可达5.5万吨，年利润4000万美元，雇用当地工人约2500人。
　　但谦比希铜矿的经营绝非一帆风顺。2005年4月，该矿的合作单位发生事故，造成部分赞比亚工人死亡。于是关于民族仇视的传言一度被反对党利用，成为攻击中国投资的把柄。
　　如今，中色集团已经在赞比亚建成了以矿山企业为龙头的有色金属产业链。2007年2月4日，中赞两国领导人共同为赞比亚中国经济贸易合作区剪彩。合作区面积达11.58平方公里，由中色集团开发和运营，目前已有13家企业加入。而中色集团已经在当地拥有资产11亿美元，累计向赞比亚政府缴税5500万美元，并雇用员工6500人，当地工人数量达86%。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期间，中色集团又以相对低的价格收购了卢安夏铜矿，期望在未来可达年产量10万吨。
　　与谦比希铜矿一起，NFCA的铜产量可以在目前赞比亚六大铜矿山公司中排名第三位。第一位的印度公司年产铜量可达20万吨以上。赞比亚2009年产铜共69.8万吨。
　　同时，谦比希铜冶炼有限公司（CCS）也在准备扩大投资规模，争取达到年冶炼铜25万吨。这意味着它不仅仅可以完全消化NFCA的铜矿石，还可以从其他矿山公司收购。中色集团权威人士透露，他们每年冶炼的铜，绝大部分都会运回中国，“我们是资源报国”。
　　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大的铜消耗国，2009年进口精炼铜318万吨。中色集团总经理罗涛告诉记者，中国的对铜的国际依存度达75%，而且铜价远比铁矿石高。
　　他回忆说，2007年2月，国家领导人访问赞比亚，听完中色集团的汇报之后，提醒了他两条：一是要环保、安全达标，二要讲和谐社会。
　　在赞比亚，中色经营医院，捐献修建汽车站，给学校捐款，甚至还为当地部落酋长修建院墙。

　　“太严格”的劳动法
　　“实在是‘太健全’了，法律水准有点超前……快50%的人没工作了，还要搞这么多房补、教育补、交通补，还不能随便辞人，要有不良工作记录才可以。”
　　讲到在赞比亚投资的困难，除了讲当地市场有限、劳动力素质不高，中国企业家们最常讲到的就是当地的劳动法“太严格”。
　　经历了长达近70年的英国殖民统治后，独立后的赞比亚依然大量继承了英国司法系统，其中包括非常健全的劳工保护法律条款。
　　“实在是‘太健全’了，法律水准有点超前……快50%的人没工作了，还要搞这么多房补、教育补、交通补，还不能随便辞人，要有不良工作记录才可以。”赞比亚中国经济贸易合作区副总经理昝宝森对南方周末记者说，“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必然要有一些法律，公平是被放弃掉的，每个发展阶段都有不公平的现实，他们应该学会接受这个。”
　　但很多赞比亚人似乎没有学会接受这种现实。强大的工会组织每年都会与资方进行工资谈判，这对于国企出身的中国企业经营者来说完全是陌生的。“咱们国内的工会主席都是人事经理兼任，哪有这种谈判经验。”一位经理人对本报记者说。
　　今年工会的工资谈判刚刚结束，工人们并不满意，有当地工人就毁坏了矿井下的一些设备。2006年，谦比希铜矿的工人因为工资问题罢工，引发与当地警察的冲突。
　　中色非洲矿业有限公司（NFCA）总经理王春来告诉记者，今年的工资谈判已经结束，很多工人总体的工资涨幅在15%左右。
　　王春来介绍，NFCA员工的平均工资在当地的矿山公司中处于中等水平，“不算最低，也不算最高”。
　　CCS和湿法冶炼公司的劳资谈判也刚刚结束，工资都上涨了12%左右，而配偶医疗、丧葬补助等福利也得到了增长。CCS常务副总经理杨新国透露，当地工人工资水准基本上是250美元每月，“人力成本比国内还贵”。
　　记者随机询问了在谦比希铜矿的工人，他们无一例外地称“工资太低”。但实际上，矿区工人在赞比亚是收入相对高的群体。他们在卢萨卡的同胞常常只能赚得100美元，甚至50美元的月薪。
　　赞比亚的失业率约为50%，超过70%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赞比亚贸易工会（Zambia Congress of Trade Unions）秘书长罗伊 -穆瓦巴（Roy Mwaba）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相比之下，中国的大型投资企业，比如矿业公司，都是非常遵守当地劳动法的，不过中小企业的中国商人的情况要糟糕得多。“每当我跟店主谈劳动法的时候，他们就会摆手说不懂英文。”穆瓦巴说，“但我要是装作顾客来看他们的东西，我发现他们的英文很流利！”
　　在Kamwala市场，一间中国人经营的服装商店的员工说，他们每月只有约55美元的薪水，而且只有星期天他们能休息半天，去教堂做礼拜。
　　由于当天是复活节假期，记者便询问是否有加班费，店员们都笑了。“当然没有，我们问也不会问的……甚至圣诞节我们也要上半天班！”FelixLutangu说。
　　“如果你们去要加班费会怎么样？”
　　“你会被开除掉！他是老板，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实际上，根据赞比亚现行法律，外国人不允许从事零售贸易，但中国人在Kamwala市场拥有大量的店面几乎是公开的秘密。当然，老板是不会一直在店里的，他们可能一个人拥有五六间不同的店面，每天只是巡视，在一家店出现很短的时间。这些看不见的中国人，却供给着卢萨卡市民大量的廉价日常用品。
　　Lutangu说：“我们能怎么办呢，首先，这样的店面没有什么当地人能租得起，要差不多3000美元一个月；其次，有钱能使鬼推磨……对，我说的是，我们穷人什么也做不了。”

　　“他们觉得中国是天堂”
　　《赞比亚每日邮报》，头版新闻是 “商人行贿反腐败委员会官员1500万克瓦查”。商人叫“LiangGe”。“是一个中国人吧？”Kazoka问。
　　很多中国人在来到非洲之前，对这片大陆的印象如果不是停留在赵忠祥的《动物世界》，就是定格于美联社那幅著名的照片《饥饿的苏丹》——枯瘦的孩子，贪婪的秃鹫，大片干裂而绝望的土地。
　　新来到赞比亚的中国人往往会小心翼翼地打量这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不少人觉得赞比亚“比想象中的好”、“没那么艰苦”。
　　昝宝森告诉本报记者，有一次带着国内来的考察团参观矿区的“中赞友好医院”，明显能感觉出来有的人“跟黑人握手都特紧张”。他们行前准备时可能发现，赞比亚某些地区的HIV携带率高达35%。
　　但中国人很快会发现，《阿凡达》也在赞比亚同步上映，尽管没有3D银幕。
　　旅馆服务员茱蒂正申请去中国读研究生，她让我们写下汉语的“你好”和“谢谢”，不停地练习。
　　留学生田野也会教邻居们说一点简单的中文。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在学校里帮别人忙，做好事的时候，总会特别强调自己是中国人。邻居家的小孩非常喜欢他，甚至想跟他回中国上学。“他们觉得中国是天堂。”田野说。
　　但显然并非所有的赞比亚人都把中国的人和投资当作天使。赞比亚实行多党民主制，执政党MMD与中国长期友好，但主要的两个反对党PF和UPND都主张对中国投资加强管制。
　　PF领导人萨塔(Michael Sata)在参加2006年总统选举时曾接受台湾捐赠，声称若当选会承认台湾独立。随着2011年总统大选的临近，反对党票仓所在地的中国人也嗅到了一丝紧张的气味。“这是企业不能解决的问题。”一位中资高层经理说，“我们会在使馆的统一领导下，看采取什么对策。”
　　反对党UPND的政策与研究局主任、赞比亚大学的教授Choolwe Beyani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如果反对党UPND或者PF上台，中赞关系仍然会继续。至少外交和政治方面的关系不会改变。在经济政策上则会带来一些调整……原材料和资源的出口不是必须的，如果政府要求外国更多投资加工业，则赞比亚可以更多地出口半成品、成品，而不止是原材料。”
　　对于普通赞比亚人，中国人的形象也并非完美，当地人坦率地告诉我们，他们会把“中国”跟廉价低质产品和低工资联系在一起。
　　中国人的抱怨则往往跟“要钱”有关。来自云南大学的留学生杨青刚到赞比亚三四天，就碰到有当地人上门“乞讨”。但“乞丐”说的话是：“给我点钱，或者吃的，要知道我可比你强壮。”
　　杨青吓坏了，跟室友玄兆娟一起，匆忙给了“乞丐”一根萝卜，把他打发走了。她们立即向学校报告，学校也相当重视，当天就请来了保安在他们的院子里值守。从此之后，24小时专人保安的待遇就没有中断过。
　　赞比亚凤凰广播电台（Radio Phoenix）的编辑Bily Kazoka跟南方周末记者聊到中国时，随手从桌子上拿起一张《赞比亚每日邮报》，头版新闻是“发动机商人行贿反腐败委员会官员1500万克瓦查（约合3200美元）”，而新闻的主人公是“Liang Ge”。Kazoka问：“这个Liang，是一个中国人吧？”

　　“历史让我们成为现在的样子”
　　很多年轻人不记得坦赞铁路了。“关于国际关系，人们没有长久的记忆。”
　　南方周末记者来到卡皮里姆波希（Kapiri Mposhi）车站时，对车站的空置有些吃惊。这里是著名的坦赞铁路赞比亚境内的起点站，自这里起，中国制式的铁轨向东北方向铺开，行进1860.5公里，一直抵达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
　　42年前，中国曾总计派出5.6万人次工程设计和施工人员，打造这条象征着中非友谊的钢铁道路。如今，大气磅礴的时代过后，空旷的站台上甚至能隐隐传来风声。
　　站台外，三两个出租车司机懒洋洋地晒着太阳。只有周二和周五才有客车从这里出发，周二是普通列车，周五是慢车。
　　事实上，自1975年试运营以来，坦赞铁路运力长期过剩。这条设计运量达200万吨的铁路目前每年运量只有60万至70万吨。随着非洲民族国家纷纷独立，种族隔离状况解除，赞比亚南部经济封锁也不复存在，坦赞铁路日益冷清。
　　赞比亚其他地方，很多年轻人似乎都不记得这样一条铁路，铜矿或中国商品成为了在赞比亚新的中国符号。
　　坦赞铁路竣工35年了。而这个国家卫生和健康条件并不尽如人意，疟疾、霍乱流行，赞比亚的人均寿命仅为37.5岁。
　　“对于年轻一代的赞比亚人，他们就不知道和中国过去长久的友谊……很多赞比亚人没有看到这样的关系带来的益处。”反对党UPND政策与研究局主任Beyan说，“他们只看到了坦赞铁路的持续问题，而非国际友谊……关于国际关系，人们没有长久的记忆。”
　　但在卡皮里姆波希站台上，安保人员和警察都热情地跟记者打招呼，他们说，中国工程师会时不时来到这里，检修铁轨和机车，但他们“住得很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
　　但在铁路工程师克里斯托弗·班达（Christopher Banda）家里，他在天安门城楼前的照片，被放在客厅很显眼的位置。
　　卡皮里姆波希是一个只有不到3000人的小镇，它因为坦赞铁路而存在，而衰败。这里最热闹的地方是镇上的公共汽车站。每当有蓝色的小巴士驶入或驶出，头顶各种水果、花生或是磁带、VCD的小贩就冲上去，将车窗围住。他们甚至跟着车缓缓跑动，扬起一路尘土。
　　市场上，一名叫做Ray Sakala的商贩说：“卢萨卡的那些人是听了反对党的宣传，他们不懂得真实的情况……我们应该感谢中国给我们这么多便宜的产品，我们才能付得起这样的价钱，有不错的衣服和鞋子。”
　　在Sakala的小摊上，一双皮鞋只要约4美元，而拖鞋只要1美元。
　　记者离开卡皮里·姆波希时，班达工程师一路送到车站。分手时他还在说：“我们不能改变历史，是历史让我们成为现在的样子。”
　　（实习生胡洋、丁婕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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