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非洲开一个农场

　　据南方周末报道，当地工人觉得：第一，中国同事好像不怎么喜欢放假；第二，他们能把太太放在国内好多年，在这里单独工作。
　　赞比亚中垦农场坐落在卢萨卡市郊，离城区大约有50公里。可实际上，出城后不久，就要转进一条土路。
　　道路狭窄，崎岖颠簸，车后尘土飞扬。天空湛蓝，路两旁是高而茂密的杂草，间或有不知名的树和仙人掌突兀地生长出来。偶尔会路过有茅草顶棚的住家、头顶大件物品的女人，或是几乎一丝不挂的黑色的小孩子。
　　赞比亚有4300万公顷可耕地，但是目前正式开垦的仅14%，大片土地荒芜闲置。并且，这片土地光照充足，水资源极其丰富——赞比亚拥有南部非洲60%的水资源。
　　十八公里泛着暗红色光泽的土路过后，尽头便是3570公顷的中垦农场。
　　2009年11月9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全面推进中非新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发言中重申提高非洲实现粮食安全的能力。中国政府已将解决非洲食物安全问题作为对非援助的主要内容之一。

　　中垦农场产品占了当地20%份额
　　场长李莉看起来要比实际年龄年轻一些，一头短发湿漉漉的。“我们早上6点半就上班了，我刚干了一圈活。”李莉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刚来的时候缺水，我就把头发剪短了。”李莉说。
　　1993年12月中国农垦总公司接手这个农场。1994年初，李莉和她的丈夫王驰进驻农场。他们当时带着4000美元的贷款，雇用了11名当地工人，然后买了200只小肉鸡苗。中垦农场就这样蹒跚起步。
　　如今，中垦农场已有1200头牛，上千头猪，以及2000公顷耕地，种植玉米和小麦。农场有7名中国员工，当地工人260人。
　　王驰原本是北京农大(现中国农大)的教师，研究小麦遗传；而李莉在来到赞比亚之前是医院的化验师，并无半点农业常识。
　　之前，赞比亚的农场中流传这样一个故事：一位老人在非洲经营自己的农场。他本可以安享晚年，但有一天，他背上猎枪，跨马在农场飞奔时不慎从马背摔下落，不治身亡。
　　据说王驰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说过，“作为一个干农场的，这样的死法是最好的，死得其所。”
　　2005年2月，王驰死于一场车祸。实际上，在这样糟糕的道路上奔波，车祸几乎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李莉自己也经历过二次严重车祸，甚至有过翻车经历，只是幸运地没有受伤。
　　李莉把王驰的骨灰分作两半，一半运回国内，另一半就埋在离住处很近的土坡上，在一株茂密的三角梅之下。
　　非洲不产松树和柏树，李莉还特地从国内托人捎过来松柏的幼苗，种在坟墓两旁。“2005年刚种的，现在都这么粗了。”李莉说。
　　如今李莉来到中垦农场已经16年。在丈夫死后，她接替了场长的职位。中垦农场的农副产品已经占有卢萨卡近20%的市场份额，累计为当地提供了7000个就业机会。
　　中国驻赞比亚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王友对本报记者说，目前赞比亚相对上规模的中国农场有18家，其他还有20多家小点的。考虑到赞比亚空置耕地、气候和水资源等优势，两国农业合作潜力巨大。
　　“女超人”
　　2006年11月中非论坛，中国政府宣布在非洲建10个农业示范中心，派遣100名专家，为非洲培训1500名农业技术人员。
　　包括李莉在内，3570公顷的农场内只有7个中国人，包括财务总监黄卫国、农艺师金彦青等等，还有一位来自四川的厨师。其中学历最高的可能是王朝明，31岁的他是人民大学MBA毕业。
　　4月5日下午，当我们来到中垦农场分厂紧挨着鸡舍的办公室时，王朝明正在用笔记本电脑看美剧《生活大爆炸》。“网速慢，你都不知道在这边下载一集得多久。”王朝明说，“可太不容易了……说实话，工作生活条件都挺好，没什么贫穷落后的感觉，就是太寂寞了，完全没有娱乐。”
　　王朝明已经在中垦农场工作满3年，合同期满，再过半个月就可以回到中国了。他对这一点很开心，一面用手挥舞着驱赶苍蝇一面说：“我出国的时候小孩才四个月。”
　　在中垦农场已经工作10年 7个月的当地人Hebrew Mwlinga，对他的中国同事们有两个最深刻的印象：第一，他们工作很努力，好像也不怎么喜欢放假，春节都只休息了几个小时；第二，他们讲究承诺，很多人就可以把太太放在国内好多年，在这里单独工作，这对赞比亚人很难想象。
　　至于场长李莉，Mwlinga的印象是：“女超人！”王朝明也同样说，李莉的工作强度和热情，他“有生以来没见过”、“听她说都觉得累”。
　　南方周末记者来到中垦农场后，李莉不单热情地带我们参观她的农场，还给我们看她在自己房子周围种的一圈植物：芦荟、巴西木、茉莉、石榴树、薰衣草、紫罗兰、桂花、法国梧桐、兰花、木瓜树……“木瓜可以摘了做餐后水果，冰镇了特别好吃。”李莉说。

　　她的英文几乎有了赞比亚的口音
　　讲到和当地员工的相处时，中垦农场的中方员工最头疼的是“偷盗”。
　　“偷盗太严重了，几乎可以达到每年利润的10%。”王朝明告诉记者，“从鸡蛋到小猪仔，从玉米到螺丝，甚至塑料袋……”
　　而抓到偷盗的人，处理方法无非有二种：直接开除，或者送警察局。王朝明在中垦工作3年的时间里，送过大约20个当地工人去警察局。
　　“但有时候确实也挺不忍心的。”王朝明说，“有偷了十几个鸡蛋判两年刑的，判得太重了。”
　　中垦农场的中国人发现，当地员工可爱的一面是：就事论事，从来不记仇。李莉甚至觉得，她开除这么多人，“要在中国早被杀了好几遍了”，但当地员工不这样，他们见了中垦农场的人，哪怕是刚从监狱里出来，“还跟老朋友似的”与他们打招呼，“非常开心的样子”。
　　当地员工的“理财”观念也绝对是一种文化差异。几乎所有的中国雇主都会跟记者说，他们总是“过一天算一天，不想明天怎么样”。
　　卢萨卡一家中餐馆老板骆先生告诉记者说：“他们几乎有一个面包，有一个煎蛋，就可以去跳舞了，而且可以开心地跳一天！……非洲人是世界上幸福指数最高的民族。”
　　雇主们更加一直抱怨的是，当地工人总是发了工资就去喝酒，然后没钱吃饭了再借。“哪怕一共只有100美元，可以直接拿去买个手机，没钱给孩子吃饭了再去借。”
　　而当地员工对中国雇主和中国同事的抱怨，除了薪水低，就主要是他们“英文太差，不好沟通”。
　　这样的抱怨可能对李莉并不合适。李莉的英文几乎有了赞比亚的口音，“George！ Majer! Come here!”她甚至学了一点当地的Nyanja语。
　　今年3月，赞比亚总统班达访华，提出希望吸引中方技术人员到赞发展农业，“这样既可以解决赞比亚粮食问题，也可以出口到安哥拉、津巴布韦等国”。

[1] [2][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