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中国经济引擎急需“换挡”
　　“受主权债务危机影响,人民币对欧元出现升值,使得我们的竞争优势(310368,基金吧),也即出口优势丧失。所以,为什么有人不理解,去年那么困难的情况下都挺过来了,今年反而感到更加困难？这是因为国际国内宏观形势出现变化,各种条件、要素发生改变,我国经济客观面临实实在在的困难。”于学军说。
　　2007至2009年,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19.8%、9.1%和-44.8%。2009年,在出口不利的局面下,最终消费、资本形成对GDP的贡献率分别为52.5%、92.3%,力保当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GDP）33.5万亿元,比上年增长8.7%。
　　于学军说,中国经济30年来保持高速增长的原因有三,一是人口红利;二是土地红利;三是巨大的外需,尤其是2002-2007年的六年间,GDP年均增长11%,即得益于美元泛滥的国际大背景下形成的巨大需求拉动。
　　自2002年至本轮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我国每年的外贸出口增速均高于同期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并且或高或低,如影随形。2002-2007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分别为16.1%、24.5%、25.8%、23.7%、24%、24.8%;同期出口增速分别为22.3%、34.6%、35.4%、28.4%、27.2%、25.7%。
　　这显然不是偶然的巧合,它必定说明两者之间确实存在某种内在联系——固定资产投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外贸出口及其顺差（包括其他方面的外资进入）形成的需求带动的。这个现象的背后,实际意味着有相当一部分外需由境外转移到境内,从而使中国的社会总需求额外增加一部分,这便是近几年来中国的投资率何以长期保持在50%以上而未发生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严重失衡以至经济增长难以为继的真正原因。
　　2008年下半年尤其是从第四季度开始,随着我国外贸形势的急剧逆转,出口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之间的耦合关系才暂时被打破。2008年,出口增幅17.2%,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25.5%。2009年,出口下降16%,而在4万亿投资和9.59万亿元人民币贷款的刺激下,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高达30.1%。
　　在一年之前,于学军曾预言,上述现象发生之时,正是我国经济增长出现困难之日。彼时,他指出,若目前我国的外贸形势得不到好转,必然会影响到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预计在不久的将来我国即会出现固定资产投资捉襟见肘、无以为继的现象。
　　于学军说,政府主导的投资活动,面临三条约束线。第一,投资的资金来源问题,中国不缺流动性,银行存款准备金率还很高,但在现在的背景下,流动性有些紧张,投资运作主体的筹资受限。第二,投资主体运作能力和管理能力的约束。去年有一些融资平台是新成立的,本身缺乏项目投资的运作和管理能力,如果再增加投资,管理将更为混乱。第三,资产泡沫和通胀的约束,去年的4万亿投资和近10万亿信贷,房地产市场价格因此出现过快上涨,如果增加投资,资产泡沫更大。
　　“当前,（政府投资）最为迫切的是资产泡沫和通胀的约束,其次是主体运作能力约束,再次是资金约束。”于学军表示。
　　虽然200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22.5万亿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92.3%,但由于短期行为的存在,大量投资的科学性、效益性、合理性出现问题,包括给缺乏现金流的融资平台投放贷款,必然带来两个严重后果。
　　其一 ,货币投放太多,必然形成资产泡沫和通胀,现在已经暴露。其二,一部分投资缺乏效益,没有现金流,不可持续,如果将来出现难以为继,资金链断裂的问题,对经济的打击将会很大。
　　“还有一个深层次的问题是,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政府投资占比过高,表示资源主要集中在政府手中。由此产生的结果是,与政府投资活动相关的少部分人得益,而普通居民并没有享受到经济发展所创造的财富。”于学军说,如果投资消费比例失衡,想解决收入分配公平化,通过内需拉动经济发展,实现经济转型,只能是纸上谈兵。
　　1-4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46743亿元,同比增长26.1%,比上年同期回落4.4个百分点,比一季度回落0.3个百分点。
　　但4月份,中央项目投资同比增幅逐渐收窄的趋势未能持续。今年1-3月份,中央项目投资2298亿元,同比增长9.1%;但1-4月份,中央项目投资3833亿元,同比增长10.6%。
　　在采访中,很多银行中高层及企业人士也关注《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民资36条”）的实际效果。
　　不过,虽然多人认为民资36条很重要,但目前并不清楚各个部门能否配套以及如何配套,真正将民资引入实体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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