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长期增长因素仍然存在，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是根本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要“切实增强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可持续性和内生动力”。对此，海闻表示，中国长期增长的因素仍然存在，这不是政策能够左右的，也就是说政府现在什么都不用管，中国的经济增长都低不了。沿海地区的增长速度可能会放慢，中西部的速度在加快，现在可以看到重庆、四川正经历高速增长的阶段，包括企业内移，它处在飞速增长、工业化的阶段，所以说长期增长因素仍然存在。

　　“由于重型化的产业结构、严格的环境保护标准，资源性产品价格上涨难以避免。不过在竞争性市场体系支持下的技术进步，能够沿产业链方向逐级吸收资源性产品价格上涨影响，基本消除中国通货膨胀的资源成本推动因素。”郑超愚说。

　　郑超愚说，由于土地粮食生产率的增长潜力有限，中国仍然需要继续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和适度提高粮食产品价格，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保持农业比较收益。过分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可能导致劳动力要素的逆向替代，使得经济发展落入廉价劳动力陷阱。价格稳定目标以及继续工业化，应该以粮食产品价格与货币工资率的同时上涨作为其重要结构性约束条件。

　　中国社会保险学会会长王建伦认为，“政府应理顺各群体间收入分配的关系，妥善协调按劳分配和按资分配的关系，要推行保底、扩中、调高这三项工作。即建立城乡低保，保障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通过纳税、社会捐赠等措施，调节少数人群的过高收入，把调节下来的部分对公众进行二次分配。”

　　刘伟表示，深化市场改革的制度创新，发现新产品、新投资领域的技术创新，是培育需求的根本。要解决小企业的融资难的制度歧视问题，公平地形成有效需求。技术创新力弱，新产品开发难的企业，很难发现新的更有竞争力的投资机会。如果在没有技术创新、新产品、新投资机会、新投资领域的前提下大规模地投资，那就是重复建设。

　　总而言之，保增长、稳通货仍然是明年经济工作的重心。龚刚表示，如果仅仅从传统需求管理的角度来进行考量，保增长和稳通货是一对相互矛盾的目标体系，这就要我们在执行积极和稳健的宏观调控政策时，要保持高度的“审慎灵活”，绝不能顾此失彼。而中国宏观调控政策就是要在这样一对相互矛盾的目标体系下以供给管理为切入点来创造中国式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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