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管机构的门槛
　　事实上，NTU同样没有得到交易监管部门澳大利亚外国投资审核委员会（FIRB）的“祝福”。
　　2010年10月，包括邵毅在内的华东有色高层，集体拜访了澳大利亚矿业部部长Martin Ferguson以及FIRB。虽然，对NTU的收购已告失败，但华东有色还拥有另一个澳大利亚稀土公司ARU。
　　在2009年6月完成了对ARU收购后，2010年3月和11月，华东有色却未能参与ARU的配股。邵毅称，对于ARU的配股，华东有色并非不愿意，而是面临困难时所采取的一种策略。
　　自2006年8月出任华东有色地勘局（下称“华东有色”）局长以来，邵毅开始了他一周工作六天的生活。短短四年不到，这个不起眼的国内地质勘探单位，竟因海外并购闻名于业内。
　　从澳大利亚的Arafura Resource（下称“ARU”）到非洲的Weatherly International Plc（下称“WTI”）、南美洲的Jupiter项目，再到澳大利亚的Northern Uranium（下称“NTU”）和GLOBE METALS & MINING（下称“GBE”），当国内矿业大佬还在摸索“走出去”路径时，华东有色俨然已成为国际矿产资本市场的老手。
　　“现在的经济环境，确实给了他（邵毅）一个难得的机遇。”作为一同在江苏宿迁打拼过的同事，江苏省工商局局长佘义和，如此评价华东有色大举海外收购。
　　作为全球最大的制造基地，中国需要全球化的资源供给。对矿产资源的极大需求和国内矿产资源的捉襟见肘，让中国企业有了“走出去”的充分理由。作为中国最早进行大规模收购国外矿产资源的代表，紫金矿业董事长陈景河曾对本报记者表示，其所收购的海外资源，目前的价值已十倍于投资成本。
　　但就如中国经济崛起引发的担忧，中国企业的海外收购，也引发国际矿业界的“敌意”。此前，最著名的案例莫过于中铝梦断力拓。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副会长尚福山称，为避免国家形象遭受损坏，中国政府准备对进行海外矿产资源并购的企业进行资质认定，鼓励像华东有色这样的地质勘探单位走出去，“通过帮别人找矿发现财富，既满足了国内的需求又增加了别国财富，避免了对立”。
　　2009年6月至今，在华东有色介入的5个海外项目中，1个已经成功，3个失败，1个仍在进行。它的经验和教训，将为其它中国矿业公司提供有益的借鉴。
　　根据澳大利亚当地的法律，国外国有独资或控股企业在澳大利亚的资本运作，必须获得FIRB的批准，“即使在二级市场买卖一股也要审批”。如果华东有色想要参与ARU的配股，亦是如此，但邵毅称，目前，澳大利亚政府对所有与稀土项目相关的审批，基本均持否定态度。
　　据邵毅透露，在拜访FIRB时，华东有色还承诺，无意代表一个国家在澳大利亚抢夺稀有资源，其收购只是一种商业行为，为避免引起政治敏感问题，华东有色愿对ARU采取更为灵活的政策，不仅公开声明“绝不控制和参与稀土的销售”，对ARU的融资配股也将持更加谨慎的态度。
　　而从当时与FIRB接触的情况来看，对一般性的资源，澳大利亚政府都欢迎中国企业来合作，甚至铀也可以，但提到稀土问题，却比较敏感和谨慎，邵毅称，“对方虽然没有直说，但今后想要在澳大利亚投资稀土项目，难度一定是可想而知的”。
　　让他颇感郁闷的是，“日本政府以及西方国家为稀土问题大打口水战，但对我们企业来讲，这完全是一种商业行为，我们既没有对稀土的包销权有任何约束，也没有对稀土的供应指手画脚。我们仅仅认为，在稀土成为现代材料革命当中最重要的因素以后，稀土的价值将非常高昂。对企业来讲，稀土就是一个非常有前景的商品，但我们绝不会就稀土的销售和其它，对ARU公司有什么特殊要求”。
　　事实上，ARU对华东有色的态度，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邵毅称，在收购之初，ARU曾把华东有色当作救命恩人来看，但随着全球稀土市场形势的变化，ARU对自己的中国色彩已不满意，并试图借助“去中国化”，来抬高自己在日美企业中的身价。
　　2010年11月，ARU已从美国募集了9000多万澳元。不过，这次融资需要特别股东大会批准，当ARU得知华东有色可能会投反对票时，竟给华东有色发来了一份以“中国国有企业控制澳大利亚稀土企业”为主要内容的公告草稿。在邵毅看来，这俨然就是一种威胁。
　　邵毅认为，ARU的态度发生180度的大转变，折射出国际稀土问题的复杂性。而对于这一商业上堪称成功的收购案例，邵毅仍有疑虑：“稀土争斗激烈而又诡秘，原本实实在在的商业项目，忽然增加了扑朔迷离的政治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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