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备性政策或源于官方智库
　　智库,顾名思义,智慧的仓库,英文称呼“think tank”。它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独立于政府决策机制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在发达国家,智库是影响政府决策和推动社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在西方发达国家,每逢重大政策的决断,一般是智库先提建议,然后媒体讨论、国会听证,最后政府采纳。
　　在中国超过2000家智库中,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行政学院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即官方智库。
　　除了上述一些官方智库外,在中央机关和国务院,又特设了中央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研究室两个智囊机构;此外,在发改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商务部等部委内部都专设了研究室。
　　中央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研究室的主要职责除了参与国务院和党中央的大型会议的文件起草等工作外,为中央政府决策提供建议和咨询责无旁贷。这难免让人联想到今后的“储备性政策”是否会来源于此。
　　“从政策层面上看,中央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研究室因为'血缘更近’,应该是研究'储备性政策’的主要来源地。”一位分析人士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而在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看来,专业研究“储备性政策”的,应该是发改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商务部等相关的宏观调控部门的内部研究室。“按道理,现在的储备性政策也应该是以综合部门为主。”
　　而隆国强把这一范围扩大了,他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目前国内林林总总的智库,包括政府的职能机构,甚至还有一些大学教授都在研究经济形势,而政府又这么亲民,因此,大家都可以直接向政府建言献策。”
　　但是,政策建议多了,如何甄别、遴选,对决策人反而是一个重大的考验。
　　“其实,为提高宏观调控的前瞻性和针对性而进行的'储备性政策’研究本身并不难,毕竟从凯恩斯以后,宏观调控的政策工具已经很丰富了,中国政府也越来越专业了;难就难在:第一,对形势的准确判断;第二,不同的政策工具怎么搭配;第三,每个政策工具的力度有多大。”隆国强说。
　　胡仙芝向记者分析,任何一项政策的产生过程都是多环节、多方面配合和博弈的结果,因此,科学化、民主化对于公共政策来说,同样都是重要的价值目标。
　　“现实中,领导人做的任何一项决策都只能是某时、某地、某局势下的相对理性的结果,决策方案总是不能实现最优方案的选择——因为问题在不断发展变化,条件也在不断发展变化,政策行为本身也在不断地改变着客观的情况和态势。因此,决策科学化不仅要求决策行为的正确性,更需要有很多的储备性政策研究为决策科学化作技术保证。”胡仙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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