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地什么都种不了了”
　　对于那些世世代代生活在大山脚下的人们，他们的生活也因为稀土而变得和从前大不一样。“现在，稀土开采最大的瓶颈是无法合理处理被排弃的泥沙和废水。”李恢阳说。
　　用来提取稀土元素的酸性物质携带泥沙最终会流入附近的清涧和河流，污染的水源，已经直接威胁到了那些世代以耕田为生的山里人。
　　全南县陡头镇西面的竹山村，离村不足十里路，一片被当地钨矿和稀土泥沙污染的河床可以用惊心动魄来形容。
　　几年前，竹山村的农田几乎都无法耕种了，泥沙不断掩盖了农田，镇政府采取驻坝堵沙的办法，“沙是被堵了一些，可是被污染的废水堵不住啊，”陈玉国说，“我们的地里什么都种不了了。”
　　当地政府对竹山村农户的补偿政策为一亩地一年100元，“但这个钱要矿主来出，要是矿主不高兴，这个钱要起来就会很麻烦。”陈玉国说。
　　60多岁的廖文翠是龙南县廖坑村山底下居住的老农户了，早在七八年前，她就已经吃不到自家种的稻子了。
　　附近另一个名叫黄沙村的村庄，村里的年青人袁承志所面临的是和廖文翠一样的现实。黄沙村边有一条河，村民叫它黄沙河，“以前我们喝的水、浇地的水都用河里的水，现在都不行了，河水都被污染了。”袁承志说，“用污染的河水浇地只长苗不抽穗，现在种地就只靠天上的雨水了。”
　　而在定南县，农田被污染的情况更加严重。定南县许多矿点至今还在采用堆浸、池浸这种老工艺，自从龙迳河上游开矿以来，龙迳河流域的生态环境遭到很大破坏，河床抬高，土壤裸露，植被遭到严重破坏，“河水已经浑浊不堪了，下一次河，手脚都会蜕皮。”长期往返于定南与广东的42岁的长途货运司机龚志刚说。

　　“实在不行，就搬到广东去”
　　在中国出口的重稀土中，赣州的离子型重稀土具有无法比拟的优势。赣州离子型重稀土占全国同类保有储量的60%以上，在国内外同类型矿种中位居第一，而重稀土每吨的价格要高于普通稀土价格四到五万元不等。
　　稀土催生了赣州地方经济发展的“大跃进”。2004年，赣州稀土和钨土两产业仅实现产值10亿元，仅仅5年后的2009年，两个产业就实现销售总额150亿元，并形成由稀土产业主导下的新能源三大基地。在赣州“十二五”工作计划中，两大产业要突破千亿元。
　　数据显示，上世纪90年代，赣州地区大大小小的稀土矿达4000家，乱采滥挖带来的是恶性竞争，稀土卖成了“白菜价”。
　　2004年，赣州取缔关闭非法矿点3000多个，当年12月将8个稀土资源大县的88个采矿证“化零为整”，由赣州市政府和各县以股份制方式，联合组建赣州稀土矿业公司，对该市稀土资源统一开采，生产统一管理，产品统一经营，同时统一招商。赣州稀矿公司再把采矿权承包给个人或企业，政府全程监管，稀土原料交回赣州稀矿公司统一管理与定价销售，价格也慢慢增长到每吨十六七万元。
　　2007年，国家将稀土生产计划由“指导性”调整为“指令性”。开始对各地稀土出口实行限量配额生产。然而，政府虽可宏观上控制稀土生产和供应，却无法控制地方对于稀土原材料的私下交易，无法从根源上解决无证开矿的问题。“实际上，整合后的国有公司还是干不过被地方保护的非法公司，”赣州稀土矿业公司一位官员说，“我们现在的生产量还不及非法稀土矿生产的多。”在龙南县、全南县，一些乡镇的做法是强行将承包给村民的山体以土地流转的方式集体出租给矿主，造成既成事实，然后偷着干。
　　全南县陡头镇星光村是当地稀土污染最严重的村子，情形和龙南县廖坑村、黄沙村差不多，几年前，村民的承包地也被以土地流转的方式出租给了稀土矿主。“自从镇上有人出面将山地出租了以后，我们就再没上过山了！”在陡头镇上开了一家小商店供孩子念书的钟磊说。
　　最近陡头镇陆续关掉了一些稀土矿，据说都是手续不全的。“都是一些靠路边比较显眼的小矿，真正的大矿没人动。”镇上开饭馆的李先生告诉记者。
　　据说大矿在陡头镇的山里大约有二十多家。近几年矿主不爱用当地人，“对矿主不安全，他们害怕当地的人多讲话。”钟磊说。
　　对像袁承志这样的年轻人，他们知道稀土开采对国家的重要性，只是，他们希望还能生活在大山里，喝山里的水，吃自家种的稻子。长期往返于定南与广东的42岁的长途货运司机龚志刚说，他有一个心愿，“实在不行，就等挣到足够的钱，把家人搬到邻近的广东去。”

　　国家将严格稀土保护性开采
　　针对稀土资源的过度无序开采，今年1月19日，江西赣州被设立为首批稀土国家规划矿区，国家对稀土将实行更为严格的保护性开采，这也预示着赣州地区的稀土开采、储备、销售等环节将受到严格的管制，人们希望此举能使稀土乱采得到基本遏制，人与资源的关系能得到较大改善。
　　2月16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促进稀土行业持续健康发展会议，强调五年左右，全国稀土行业发展必须形成合理开发、有序生产、高效利用、技术先进、集约发展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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