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业财政”绑架宏观经济
　　近10年来，在新兴经济体对矿产品强劲需求支撑下，澳大利亚经济实现了由“骑在羊背上”到“坐在矿车上”的转换，对矿产业依赖度日益增加。
　　据澳官方报告统计，2009至2010财年，在澳大利亚前10大出口产品中，8项为矿产品，合计占澳货物和服务出口总额的45.73%。其中，排名第一的煤炭占14.34%，排名第二的铁矿石以及精矿占13.8%。
　　然而，对于矿业的过度依赖产生了经济学界所谓的“双速经济”，也即矿业部门业务增长快、利润高，制造业等其他部门增长慢、利润低；矿业大州经济增速高、失业率低，缺矿州的经济增速低、失业率高。
　　在矿业飞速增长的背后，澳大利亚经济部门间的收益率差距和地区间贫富悬殊日趋显著。这种经济失衡加剧了行业以及地区间矛盾，也加大了宏观经济调控难度。澳大利亚前财政部长林赛·坦纳曾警告说，澳大利亚需要减少对矿业的过度依赖，不能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否则将严重威胁国家战略经济安全。
　　在一国经济结构中，如果单一产业过度膨胀，则可能开始吞噬过多经济资源，在财富分配、出口等领域挤压其他产业，形成所谓“黑洞效应”。一些经济学家指出，如今澳大利亚经济正受制于“黑洞效应”。墨尔本大学格拉顿研究所的经济学家索尔·艾斯雷克表示，长期看来，矿业不能确保“绝大多数澳大利亚人获得繁荣”，反而损害其他产业。艾斯雷克认为，在矿业繁荣影响下，澳元兑美元汇率上涨至30年来的高位，这将大大削弱澳大利亚农业、制造业、旅游业和教育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在劳动就业方面，矿业过快发展导致技术工人短缺。在澳大利亚政府收紧移民政策的情况下，预计包括矿产业在内的相关产业部门的工资仍将维持高位，从而影响劳动生产率。
　　可以说，旨在合理分配矿业暴利的矿业税改革已经到了不得不改的地步。
　　然而，矿业做大之际，也培育了像西澳州地方实权派这样的既得利益集团。在选举政治框架下，这些富可敌国者有足够能量阻碍改革前进。悉尼科技大学(UTS)研究社会问题的副教授詹姆斯·古德曼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不通过改革把矿业暴利转化为促进社会普遍受益和可持续增长的动力，则澳大利亚的矿业繁荣迟早将带来经济和社会灾难。

　　联邦政府的平衡术
　　如何平衡地方局部利益与经济长远发展和社会公平间的矛盾？如何在确保就业、财政收入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减少经济增长对单一经济部门的畸形依赖？如何在选举政治的框架下，从既得利益集团那里火中取栗，从而实现财富相对均衡分配？如何在各经济部门冷热失衡的现状中，适当贯彻财政和货币政策，既防范过热风险，又防范零售、制造业等实体产业局部过度萎缩，破除“矿业财政”对宏观经济的绑架态势，从而避免经济学家预言的“矿业繁荣、百业凋零”悲剧？在这些问题上，仰赖“矿业财政”的澳大利亚无疑陷入了两难境地。
　　分析人士指出，从长远看，“矿业财政”以不可再生资源为支点，吸纳大量投资，坐享资源增值暴利，使基本生产资料偏离使用价值，严重金融化，沦为炒家牟利的工具。“矿业财政”使经济畸形地依赖单一产业，对经济可持续增长构成威胁，促使官商结成利益共同体，加剧了地方离心倾向，导致国家产业政策难以落实。
　　古德曼告诉记者，在新兴经济体扩张周期内，“矿业财政”可以维持。不过，一旦新兴经济体由于种种原因减少对矿产品需求，不免将给澳大利亚经济带来冲击。他预测，届时，对“矿业财政”依赖越深，冲击越大。按照吉拉德的计划，工党政府今年5月前将提交“矿产资源使用税”法案，促使议会下半年通过法案，完成立法程序，以便到2012年7月正式实施。可以判断，今年下半年将成为“矿产资源使用税”命运的决战之年。
　　一些分析人士判断“矿产资源使用税”法案将在议会和地方遭遇巨大阻力。如果工党强推相关法案，西澳等州政府很可能以“违宪”为由，诉至最高法院。此外，如果不能尽快与FMG等中小矿上达成谅解“矿产资源使用税”在业界也将遭遇阻力。
　　就“矿产资源使用税”对中资企业可能造成的影响，中钢集团驻西澳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项税收肯定会增加企业成本，但其影响相对于陆克文提出的“资源暴利税”会小很多。由于相关细则尚不清楚，现在谈对企业的影响还为时尚早。
　　来自澳大利亚外交和贸易部的数据显示，2009至2010财年，中国继续成为澳大利亚最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达到903.3亿澳元(1澳元约合1.002美元)。中国是澳大利亚铁矿、铜矿和镍矿的最大出口市场。其中，出口到中国的铁矿占澳大利亚铁矿出口总量的7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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