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调节级差收入到促进资源节约
　　7月18日消息   资源使用从无偿到有所偿，再到比较好的价值管理，这是一个很好的进展。
　　《21世纪》：资源税改革讨论多年，最近据悉，新的改革方案已上报全国人大法工委。您如何看待此次改革的背景？
　　周大地：过去我们国家在所有权方面的体现是不够明确的，有相当长一段时间采取非常低的甚至象征性的资源税政策。这几年虽有所调整，但仍未建立一个完善的体系。资源税改革，拓宽征收范围、提高征收幅度，体现了我们全民、国家作为资源所有人在资源使用过程中的一些权益。
　　自然资源中有一部分是可以重复使用的，也有很多是不可重复使用的。如我们出让土地，一次性收取土地出让金，以后对资源所得收取非常低的税，最后资源就枯竭了，这种方式很不合理。中国仍是一个资源稀缺的国家，特别是矿产资源，因此我们除了要体现资源所有人的权益外，也要提倡资源的节约和有效利用。现在国内矿山的开采方式是比较粗放的，由于权益不明确，很多地方滥采滥伐，任意占用，没有明确的法律界定。这种靠批矿权，而不是从经济手段上解决所有权的方法必须改变。
　　扩大资源税的征收范围，提高资源税的征收幅度具有现实意义。比如，有些矿很难事先把资源所有人，即国家和全民的利益一次性收回来，很多矿勘探得不是那么清楚，要一边开采一边才知道资源总量，所以，采取非常完整的一次性收费，从技术上讲有难度；而且一开始收费太多，人家也没法干；另一方面，边界很难划清楚，开采了多少，浪费了多少，很多技术细节不容易弄清。所以，采取资源税的方式，只要是采出来的资源，都要收税，就有一个长期收益。资源使用从无偿到有所偿，再到比较好的价值管理，这是一个很好的进展。
　　安体富：资源税是1984年开征的，那时候主要包含四种：原油、天然气、煤炭和铁矿石。开始征收的范围比较小，覆盖面也有限，实行超率累进税率，按照销售利润率的高低分档设计税率，如当时规定：销售利润率不超过12%的，不征资源税；销售利润率超过12%至20%的部分，每增加1%，税率累进增加0.5%……这种税率比较科学，但也比较复杂，征收部门需要精确计算成本，利润率时常变化给征收带来了很多不便，所以1986年就改成了从量定额征收。
　　1994年税制改革时又做了一些调整，征税范围从四种扩大到七种，并继承了从量定额的计征办法。这种办法，计税简便，便于管理，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价格变了税额不变，赚的钱就归企业了，尤其资源价格变动很大的情况下，税收占的比重越来越小。
　　在实际生产中，由于自然资源价格偏低，导致企业在使用生产要素时产生了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一方面，相对于其它资本类型，资源价格低促使企业增加对资源产品的投入；另一方面，低价格提高了企业的实际购买力，增加了对资源产品的购买。这导致了严重的资源浪费，使得企业的发展过分依赖于资源开发。一些调查表明，地区资源越丰富，其能耗越高。如山西和内蒙，煤炭资源特别丰富，但两省的单位GDP能耗非常高；贵州有色资源和水电资源非常丰富，但其生产工艺落后，资源利用效率非常低。因此，利用税收杠杆进行调节成为当务之急。
　　开征资源税，一是为了促进资源合理地节约利用，二是调节级差收入，三是增加财政收入。按照现行的财税体制，资源税仅占地方税收的1%左右，已经不能满足节能减排的需要。2004年以来，资源税已经实行了一些改革，但只是在现有制度中把征收额提了提，都不是根本性的改革。
　　改革方案在2007年11月就准备提交国务院，当时改革的愿望已经很迫切了，但由于通货膨胀、经济过热，又给耽搁了下来。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所以在2009年的改革要点中，资源税改革又被放了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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