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中国矿业发展战略展望
　　以前述各章的分析为基础，对中国矿业发展战略做出展望，还需要立足于基本国情，从新时期国家实现现代化、工业化的基本目标和任务出发，重新审视中国矿业在国民经济乃至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转变思想观念，统一思想认识。
　　（一）中国矿业发展的基本认识
　　新中国成立以来，矿业一直是国民经济建设的重要部门。早在上世纪50年代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中国政府就明确要求地质工作要走在国民经济建设的前面，提出了“开发矿业”的战略方针，并在每个五年计划期间，都对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做出部署。经过60年来的发展，中国矿业取得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中国已经逐步成为世界矿产资源大国和矿业大国。截至2007年年底，我国矿业总产值达8555.9亿元，约合1200亿美元，在全球仅次于美国。然而庞大的总量规模并不等于中国已经成为矿业强国，中国矿业发展中的问题也相当突出。
　　在经济全球化和可持续发展的国际新形势下，必须转变思想观念，立足于基本国情，重新审视中国矿业在国民经济乃至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全面认识矿业保障工业化进程和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新功能新任务，深刻把握矿业发展面临的新矛盾新问题，展望和制定中国矿业21世纪发展战略。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矿业更好更快地持续发展，使之与国民经济的发展、工业化的进程和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相适应。
　　首先，必须从提高国家竞争力和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高度考虑矿产资源管理和矿业发展。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矿业始终置于行业管理的基本体制框架之下，各项行业政策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矿业的发展。但是进入新世纪新阶段，适应于科学发展观的新要求，矿产资源和矿业的重要性已经超越行业层面，上升到国家的层面。因此，必须从国家战略的层面，从提高国家竞争力和可以持续发展的高度，提出新世纪的矿业发展战略。
　　其次，必须以开放的心态和国际的视野从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整体开发利用的宽度考虑矿产资源管理和矿业发展。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矿产资源和矿业的国际化程度日益提高，国内资源与国际资源的关联度日益密切，某种意义上已经不存在国内的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标准。因此，要把国内资源发展战略放在国际资源发展战略之中考虑，算国际大帐，算全球帐，而非仅算小帐，算国内帐，更不能因顾及国内局部利益的得失，丧失在国际市场上的规模发展机遇。
　　再次，必须以统筹兼顾的方法从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矿业重大关系的深度考虑矿产资源管理和矿业发展。现代矿业建立在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良性互动的基础之上，不仅与其下游产业保持着密切联系，而且与金融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关系日益紧密。因此，要统筹考虑与现代矿业相关的重大关系，尤其是矿业与资本市场结合的途径，建立与国际接轨的矿业资本市场，进而提高中国在国际金融领域的地位和影响力。要动态地算账，算长远的帐，算持续保障矿产资源供给的帐，算矿业与金融综合效益的帐，而非仅是静态地算账，算眼前的帐，算近期矿产资源供给平衡的帐，算现有矿业集团效益的帐。
　　以上述基本认识为基础，还必须在下列五个方面转变思想观念，统一思想认识。
　　1.正确认识自身的秉赋条件，从中国国情出发保障矿产资源供应
　　当前居主流地位并主导中国矿业发展方向的一种观点，主张保障中国矿产资源安全就是要提高矿产资源的国内自给率，降低矿产资源的对外依存度或减少对国外矿产品的进口，想当然地认为减少进口就可以减少对国外矿产资源的依赖，就可以提高在国际矿产品市场上的谈判地位或维持定价权。事实上，这种观点是十分错误的，实践上也是非常有害的，特别是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的发展阶段，危害尤其严重。
　　虽然总体上看，中国是一个矿产种类众多，储量比较丰富的发展中大国，但从人均矿产资源占有来看，中国的矿产资源储量十分匮乏，仅仅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然而，“世界工厂”的现状，以及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却要求中国不得不消耗更多的资源。中国人均矿产资源本来就匮乏，不足以支撑中国本国当前的工业化进程和国民生活消费水平的提高，更难满足向世界提供加工、制造能力的需要。改革开放30年来，虽然中央一直强调要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种资金、两个市场，但主导行业方向和政策话语权的矿业行业管理部门却没有充分认识到矿业对外开放的重要性，局限于本行业的封闭式发展，一味强调矿产资源的自给，结果导致中国矿产资源透支使用的不利局面。国际上品位百分之50以下的露天铁矿基本上还没有开采，而中国品位百分之30以下的地下铁矿都已经被广泛开发，这正是典型的“竭泽而渔”现象。由于始终强调内向封闭发展，致使中国企业开发海外矿产资源以及与国际矿业公司合作的经验严重不足，造成近年来在实施大规模“走出去”战略时显得十分仓促、缺乏准备。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钢铁行业不但不抓住有利时机主动淘汰落后产能，关闭没有竞争能力、在资源环境安全等方面问题丛生的小型矿山，反而呼吁为这些小型矿山提供补贴以应对危机[1]。这就造成中国本来就十分有限的矿产资源加速消耗乃至最终枯竭。照此继续发展下去，中国的矿产资源对外依存度只能逐步提高，中国经济的资源安全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
　　中国矿产资源禀赋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中小矿和贫矿多，可采程度差，这个特点要求中国花大气力调整小矿和贫矿开发战略，变坏事为好事，使之成为中国矿产资源战略的优势。
　　一方面，随着未来勘探技术水平的提高和矿产资源经济价值的升高，现在不适宜规模开发的小矿和贫矿，在未来可能成为具有经济价值的富矿，届时适时开发可以减少对资源的浪费和资源利用的成本。另一方面，只有管住小矿乱挖滥采，才能形成勘探市场，风险勘探资本才有发展的基础。在矿产资源潜力大的地区，只有通过勘探扩大资源储量进而形成规模矿业，地方政府才会真正有积极性支持风险勘探资本到本地发现资源，有风险勘探能力的公司才会成为地方政府的座上宾。
　　此外，如上文所述，中小矿床对于国家而言有着重要的、特殊的战略储备地位，是保障中国矿产资源安全的根基。当国外矿产资源供应比较充足，价格比较稳定的时候，中小矿和贫矿可以起到类似于“蓄水池”的作用，作为中国的矿产资源储备。从这个角度看，也只有在国家层面上统筹把握“蓄水池”给排水作用，才能最好地发挥资源战略储备的功能。一旦发生战争或者世界矿产资源市场发生重大变动时，就可以迅速开发利用这些中小矿床和贫矿床，保障我国资源供应。如果现在“一哄而上”浪费和糟蹋了这些根基，那么将来一旦真的出现矿产资源危机，中国将无矿可采，无矿可用，任人宰割。小型矿产资源是国家资源战略贮备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主张提高国内自给率的的封闭资源观导致国内小矿资源几乎被扫荡一空，严重破坏了国家资源赋存状况，对国家经济安全造成重大隐患。
　　不是从国家的利益全面考虑国家矿产资源整体的竞争性、安全性，而是希望通过拥有一定矿产能力影响世界市场上的矿产品定价，其实质是维护矿业产业链条上现有冶炼加工企业的利益。通过保持上游落后的矿产资源开发能力来维持下游既有的冶炼加工利益，实际上意味着用环境污染、资源浪费、安全无保障的代价来补贴冶炼加工。中国矿产品冶炼加工企业必须学会在全球资源的平台上参与竞争，而不能指望通过对国内矿产资源的“竭泽而渔”来维持其生存和竞争力。
　　因此，思想观念上的第一个转变就是从立足国内的资源观转变为面向全球的资源观，从维护国内落后矿产资源产能转变为开发国际优势矿产资源产能。应当坚决纠正主导中国矿业发展战略方向的保守、狭隘矿产资源观，坚决纠正以挽救落后产能为主旨的行业保护政策，转而以国际的视野盯住全球资源市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抓住各种有利的国际时机，发掘各种有利的国际因素，使中国能够尽可能多地长期利用国外矿产资源，而将自身有限的资源储量通过建立新型的可持续发展标准节约下来，作为国家的“家底”。这样一方面保证国内的矿产资源不至于因过早、过度的开发利用而面临枯竭的危险，从而使我们不会因矿产资源问题影响工业化进程和国民经济发展，以及避免在国际矿产资源市场上处于被动地位；另一方面，一旦出现战争、国外经济封锁、国际资源市场恶化等特殊情况时，我们反而能够依靠自身的矿产资源储量实现自给自足。
　　2.破除资源保护主义桎梏，营造发展现代矿业的宏观环境
　　从世界主要矿产国之间资源分布的角度看，中国矿产资源相对匮乏，特别是大宗基础金属的资源储量严重不足。因此面向国际矿业，中国应该明确宣示反对资源保护主义和资源投资保护主义。反对资源保护主义应该是中国在21世纪应对国际资源开发利用的基本立场。这一点，应该从资源法立法角度予以确定。
　　目前，中国从控制资源的角度考虑，采取的是资源保护主义政策，即把中国有一定优势的资源，主要是稀有金属资源，列为禁止类资源。这样的指导思想和政策实际上并不能达到保护中国矿产资源的目的，应该适时调整。
　　首先，中国提出保护的领域都是小型的资源。以金属矿产资源为例，主要是小型的稀有金属、稀贵金属领域。中国在此类金属领域拥有相对的资源储量优势，然而这些金属资源在世界金属资源总量中的比重仅为10%左右。从国际资源整体开发和利用角度看，中国缺乏在资源总量比重中占80%以上的优质大宗金属矿产资源。中国现有资源保护政策保护了国内小型的、稀有的资源，却失去了在国际上反对大宗金属资源保护主义的主动地位，由此因小失大，得不偿失。我们强调算大帐，算总账，算国际帐，就是要从大处着眼看清局部行业利益和短期利益对中国矿产资源和矿业整体利益的危害。放弃资源保护主义政策后，只要应对正确，手段高明，方法得当，完全能够更好地保护本国资源。
　　事实上，回顾中国改革开放30年历史，除少数港澳台企业与地方合资的变相矿业公司外，没有任何一个正规的国际大型矿业公司在国内从事过稀有金属的矿山开发。然而在现有资源保护政策下，国内钨、锡、钼、锑等稀有金属资源仍然遭受严重破坏，这是国内企业恶性竞争造成的。以禁止外资参与开发的政策控制资源开发实现保护资源的目的并没有事实根据。因此，把稀有金属资源列为禁止国际开发的政策并没有解决稀有金属资源保护的本质问题。这些政策不但没有达到所谓涉外保护的目的，反而使中国丧失了理直气壮地在国际上反对资源保护主义的正义立场和法律依据，在国际矿业事务和矿业市场上处于被动地位，削弱了中国“软实力”的国际影响力。
　　在中国短暂开放黄金风险勘探的5年期间（2002-2007），国际风险勘探公司在国内发现了1000吨黄金地质储备，其中绝大部分是工业储量（虚拟黄金储备），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中国抗击金融风险的能力。其中最大的投资者澳华黄金有限公司在贵州建设的锦丰金矿成功引入了国际矿业开发机制，成为中国黄金矿业可持续发展的先进样板，得到了业内权威人士的高度赞扬。事实证明，引入国际矿业资本有利于提升中国矿业开发水平。
　　其次，资源保护主义政策阻碍了矿业资本市场的形成。矿产资源本身就是资本的一种形态，如深埋于地下黄金储量正是国家黄金储备的一种形态，因此一方面具有国际交换价值和交换需求，同时也与本国资本市场紧密相关，既具有国际性，又具有本地性。资源保护主义政策关上了对外进行矿产资源资本经营的大门，实际上就是对本国上市公司走向国际矿产资源市场形成阻力和壁垒。国际上的跨国巨型矿业集团，如必和必拓、力拓和英美集团等，普遍在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三个重要矿业资本市场共同上市，而不是用一个资本市场统管所有资产。这种运作方式就是要兼顾当地矿业资本市场，依托当地矿业资本市场在当地更有效地开发资源。中国拥有许多实力雄厚的国有矿业（工业）集团，但是在国际矿业资本经营方面之所以屡屡受阻，既有国际政治背景的因素，又有国内矿业资本经营机制与国际矿业资本经营机制存在巨大差异有关。反观印度米塔尔集团和巴西淡水河谷等公司，矿业资本的经营模式与国际通行惯例相适应，因此在参与矿业国际化方面远远走在了中国大型矿业企业的前面。资源保护主义政策下，中国矿业企业的国际形象更接近于俄罗斯矿业集团和中东石油集团。在缺少与国际接轨的矿业资本市场和不能进行国际化矿产资源资本经营的背景下，中国矿业企业“走出去”战略难以真正实施。虽然依靠国家雄厚的外汇储备会取得一些暂时的成果，但是从长远看存在管不好、守不住、影响国际形象等问题。
　　再次，资源保护主义政策鼓励了地方保护主义。中国矿产资源开发领域的另一个事实是，滥采滥挖和资源行业恶性竞争的根源不是由于国际资本在中国市场上参与竞争，而是地方保护主义盛行的结果。
　　在现行行政管理体制和财税体制下，地方割据、诸侯经济成为一大痼疾。在与地理区域密切相关的资源开发利用领域，受到资源保护主义政策鼓励的地方保护主义更为突出和典型。中国大型矿业（工业）企业，大部分都是以地方行政区划命名，如江西铜业、云南铜业、铜陵铜都，湖南有色，山东黄金、招远黄金，湖南华菱、金川镍都等等，地方割据的色彩可见一斑。即便是国有经济主力军的央企在地方的发展也总是遇到许多因地方保护而产生的问题，导致许多央企或全国性矿业企业，如紫金矿业等，宁可在海外发展也不愿意对国内资源投资。肥水不流外人田，各地方政府都竭力通过各种方式建立和扶植自己的龙头企业，甚至政府作为绝对控股方控制和经营矿业公司，以求垄断本行政辖区内资源的开发利用。这种趋势越演越烈，矿产资源的行政性分割就越来越深。目前，地方保护的行为已经从地下资源开发延伸到矿产品经营层面，如省级国储局只收储本省主要资源产品。地方保护主义盛行的结果必然是阻碍形成包括矿业权交易市场在内的全国资源和资源商品统一市场，矿业不可能建立统一的市场竞争标准。这正是导致中国矿业企业集团规模小、经营行为不规范的重要原因。没有全国统一的矿业市场，既不可能出现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矿业公司，也不利于中央对矿产资源的调节与控制。
　　地方保护主义是长期困惑中国矿业发展的老问题，其思想根源和政策依据就是资源保护主义。在国家层面对外提倡资源保护主义，对内就形成了对应于国家层面的层层地方资源保护主义。国家在国际上面临的问题，也就是央企在地方所面临的问题。毫无疑问，资源保护主义思维无论对内、对外都是有害的。
　　因此，思想观念上的第二个转变就是从资源保护主义转化为资源公有观，反对任何地方主义资源观，从政府经营资源开发获取行业经济效益转变为政府监管资源开发获取矿业可持续发展。资源保护主义是狭隘资源观和行政管理思维的必然结果，是破坏矿业统一市场的罪魁祸首。只有在全国实行统一矿业政策，各地政府有监管职能，没有经营职能，建立矿业资本市场，强调通过市场配置矿业开发资源，才能从根本上打破行政管理的思想观念，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形成我国统一的矿业市场。国际现代矿业发展的历史证明，所有矿业大国都是通过本国矿业市场的整合才能在本国境内建立良好的矿业资本市场，也只有在本国矿业资本市场形成之后才具有对外开拓能力。
　　3.改革现行矿业管理体制，以高层统一调控解决矿业共性问题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矿业体制由政府主管部门计划管理逐步转变为基本上以市场为导向的行业管理，体制改革和开放政策极大地推动了矿业的发展，特别是成长起一批具备一定规模的矿业企业。但是从提高国家竞争力和可以持续发展能力的角度衡量，中国矿业整体上还不能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要求，还停留在传统矿业的粗放经营阶段，矿业体制并没有真正理顺，所形成的管理分裂、政策各取所需局面，不利于解决矿业面临的共性问题。从国家角度思考新时期新阶段的矿业发展战略，首先必须改革现行矿业行业管理体制，从提高企业资本竞争力和国家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高度着眼于现代矿业的管理和发展。
　　中国现行矿业管理体制表面上看是以市场导向的行业管理为主导，然而特定国情背景下的矿产资源特殊性和重要性，又决定了政府干预的不可或缺，尤其是从国家战略层面考虑矿产资源时更是如此。但目前在处理矿业共性问题方面，各级政府各个pt电子游戏论坛/职能部门权责分割、各管一面：发改委负责矿产资源和矿业政策、大型项目审批，工信部负责监测和协调矿业运行，国土资源部管理矿产资源权证和资源政策监督执法，政府三大主要部门分割管理矿业，对矿业发展各自拥有一定的管理和制约权力。涉及矿业管理的其他部门还有环境保护、安全生产和公共安全等。国有大型矿业企业由国务院国资委或地方国资委监督管理。行业协会研究本行业市场并提出解决本行业普遍性问题的建议。然而，14-15个矿业行业协会互相分立，依然按照计划经济时期行政隶属范围参与行业规划和管理协调，所提出的规划、政策立足点无非是维护本行业既有利益、排斥外来竞争，既缺乏从战略上考虑整个矿业发展的能力，也缺乏推动矿业整体改革的动力。安全、环保等矿业重要管理领域，政府pt电子游戏论坛/职能部门只有事后的惩罚性管理手段，游离于矿业运行过程的相关信息之外。
　　与体制机制和发展战略的历史形成有关，从中国矿业产业链整体上考察，目前呈现的是一个加工能力大于冶炼能力、冶炼能力大于采掘能力的倒三角结构。与国际大型矿业企业相比较，中国大型矿业集团基本上是以冶炼能力为核心的工业集团，并不是以矿产资源开发采掘为核心的现代矿业企业，严格意义上并不能称之为矿业企业。例如，作为中国矿业核心企业集团的中国铝业几乎没有铝土矿资源，大部分矿石从各地采掘企业收购，核心资产的矿产资源含量微乎其微。这一重要特征导致中国矿业宏观规划和管理的重点集中在冶炼、加工环节，矿业政策普遍向冶炼企业倾斜。这样一来，矿业企业集团对地下资源合理利用、可持续开发的关注，要远远落后于对矿产品冶炼利润以及对金属加工业利润的关注。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维持落后矿业产能以保持国际矿产品市场谈判地位的错误观点能够如此盛行。因此，中国矿业行业发展的战略研究和政策导向总是脱离矿业的基础——矿产资源，具体表现为除了少数超大型矿业项目外，地下资源的开发始终停留在极度粗放的原始开发阶段。这也直接导致中国矿业发展战略和规划支离破碎、丧失对基础和核心的关注，更谈不上对矿产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的关注。事实上，政府层面几乎没有一个部门在全面研究、规划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中央政府对矿业缺乏全面了解和整体的、统一的管理机制。矿业发展和改革的问题既是政府管理、调控的盲区，也没有来自企业的改革动力和建议。
　　因此，思想观念上的第三个转变就是从矿业行业分散管理转变为国家层面的系统规划和统一调控。制造业大国背景下的中国矿产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决定了中国矿业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决定了必须打破部门利益、权责分割、各取所需的分散管理格局，成立国家资源委员会系统规划、全面协调和统一控制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和矿业发展。同样，矿业市场及矿业资本市场的建立也必须是国家层面的战略。
　　4.正确认识和深刻把握现代矿业的资本机制，建立矿业资本市场
　　现代矿业与传统矿业最根本的区别之一，就是现代矿业体现出的资本密集属性。现代矿业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认识和把握资源与资本的关系。在现代资本理念和金融体系下，地下资源其实被看成是资本的一种形态，地下黄金储量就像实际的黄金一样同样具有价值，其区别只是有一定开发成本和时间扣减或价值折扣。因此，矿产资源本身就是一国金融体系的基础之一。澳大利亚经济总量并不大，但是澳元却是世界重要的交易货币，说明矿产资源与货币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实际上，矿产资源的金融属性和矿业的产业特性决定了高水平的现代矿业，是建立在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良性互动的基础之上。从当前世界矿业格局看，大型矿业公司几乎都是上市公司，矿业资本市场的规范机制、透明机制、风险揭示机制和监管机制，都是为了揭示矿产资源的金融价值，是现代矿业良性发展的基本保证。而矿产资源正是通过上市公司这个载体，才得以在资本市场上充分体现其真实的动态价值。由此可见，判断一个国家的矿业是否具有竞争力，不仅仅要考察该国的矿业生产能力，更要看该国的矿产资源发现能力和矿业资本的发达程度以及经营管理能力。
　　矿产资源开发的投资机制不同于制造业。在国际矿业市场上，一个企业在发现有价值的地下矿产资源后，可以直接从资本市场获得地下资源的开发资金，这就是所谓“向地下资源要资本”的资本市场机制，也即风险勘探资本机制。矿产资源的发现能力是资源开发最重要、最基础的能力。勘探是科学研究活动，风险勘探是知识经济活动，风险勘探资本机制是风险资本机制的高级阶段。因为风险勘探的难点在于即便打钻成功找到地下矿床（这通常就要用去若干年时间），加上矿山建设，以国际建矿山到矿山产生正现金流的最快速度计算，矿业企业通常在5年的时间内只会有资本投入，不会有任何盈利。因此，初级阶段的风险资本机制关注的是有形资产，依托的是以利润为资产价值评价基础的风险投资资本市场；高级阶段的风险资本机制关注的无形资产，依托的是以资产未来增值潜力（勘探在相当长时间没有利润）为资产评价基础的风险投资资本市场。
　　中国目前没有任何鼓励企业通过发现优质资源进而从资本市场获得资本来开发资源的良性资本筹措机制，风险勘探领域的资本市场依然是一个空白，矿产资源勘探和规模开发始终严重依赖政府投入和行政审批，导致矿业企业以采代探，关注地面生产利润远远超过关注地下资源的勘探发现和合理开发，资源勘探方面的投入严重不足，进而带来的是资源发现率、利用率下降。即将推出的证券市场创业板是风险投资资本市场的重要元素，但创业板资本市场与风险勘探资本市场依然有很大距离。同时，由于缺乏良性的资源/资本矿业开发机制，维持矿业发展的经营资本和再投资能力也严重不足。
　　因此，要从金融运营和管理的层面上认识中国矿业整体上缺失对资源关注的弊端和危险性。放眼全局和长期，中国矿业微观基础的重建和企业运行秩序的规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矿业资本市场的建立，取决于矿业资本市场功能和机制的发挥。作为承载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融合、互动的平台与载体，矿业资本市场，理应成为中国矿业市场体系及金融市场体系中关键性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形成资源与资本的良性互动关系也是解决现代矿业管理问题的关键，正是通过建立矿业资本市场形成了发现资源、开发资源、保护资源的市场管理体系。通过资本这个龙头，形成对资源企业行为的约束，实现矿业管理体制的提升和完善。
　　矿业发达国家开发矿业的微观主体几乎全部是上市公司，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上市公司有规范的信息披露制度，透明度较高。资源所有者（国家）可以和上市公司股东一样获得上市公司资源开发的真实信息，不会被蒙蔽，降低了政府管理矿业的成本。只有具备透明度，一切矿业标准才能真正成为矿业企业的行动依据。矿产资源是具有隐伏性的资产，必须用透明载体开发，才能确保政府的监管正常运转，这里体现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官股泛滥和矿难频繁是矿业管理的大问题，但问题的根源是矿业经营载体不透明。因此中国必须建立新型的矿业市场准入制度，只允许上市公司经营国内的重要矿业资产。这不是模仿西方，而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必然选择。
　　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现代矿业，就是要把社会主义的优点与市场经济的优点结合起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就是完善的管理标准和强有力的上层建筑，矿业资本市场的优点就是可以造就透明的矿业经营载体。正是因为这两个优势的结合，锦丰金矿成为国内黄金矿业可持续发展的优秀样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矿业发展样板。事实证明，矿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从行政管理和私人管理模式转变为透明度高的上市公司管理模式，而矿业资本市场是这种模式的基础设施。
　　建立现代矿业资本市场的另一个重大意义是，在摸索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矿产资源开发载体和金融机构的充分结合，可以为中国资本项目下的人民币自由兑换形成一个切实可行的实践窗口。
　　因此，思想观念上的第四个转变就是从矿业的产业管理转变为矿业的金融管理，从任何企业可以经营矿产资源转变为只有上市公司能够经营重要矿产资源。通过资本市场促进矿业开发、强化矿业管理，并且通过建立矿业资本市场夯实我国实体经济的金融基础。建立我国矿业资本市场的管理规则和新型矿业市场准入规则，利用资本市场形成合理、高效的矿产资源开发机制，把矿业管理推向市场化、透明化、制度化。在强调依靠资本市场管理的同时，要保留、完善和提高政府监管矿业资本市场的能力，通过市场管理公司、政府监管市场来避免重犯国际资本市场监管滞后、监管全面依赖市场的结构性错误，形成一个新型的、代表世界矿业未来的社会主义矿业资本市场。
　　5.以环境保护主义作为国内矿业发展的基本原则和考核标准
　　目前在矿业界和政府部门普遍存在一种错误认识，认为发展矿业必然带来安全事故和环境破坏，因为矿业开发中安全事故和环境破坏可以减少但却不可避免。这并不符合现代矿业发展的基本规律。国际矿业开发的先进经验、国内兖州矿业和澳华黄金锦丰金矿的企业实践都表明，矿业并不必然比其他重化工业具有更大的安全危险和环境破坏。在矿石中充满有害元素的客观条件下，地处偏远的深山中，锦丰金矿用实践证明了矿业完全可以做到矿山开采后当地的环境不发生负面的变化，综合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好于开采前。
　　中国矿业领域目前矿难和环境事故频发固然有许多技术上的原因，但是更为重要的原因来自管理机制。一方面，对于国有矿业企业来说，由于归属行业或地方管理，行政部门在裁判员、运动员之间的利益冲突，导致在企业管理中普遍形成重利润、忽视安全环保投入的倾向。国有企业安全环保标准的降低，本质上就是条块行政权力内部利益冲突，就是在用企业安全环保成本的补贴，拉动本行业和本地区矿产资源开发和经济增长。另一方面，由于矿产资源是隐性资产，私营企业的经营行为不透明，政府很难对其实施有效监控。
　　安全环保标准的降低是导致中国资源保护失控、资源“廉价流失”的主要原因之一。根据国际经验，资源保护的基本措施是提高资源开发的行政性、经济性和技术性门槛。在中国，关键在于地方政府不能利用地方权力，国有大型企业不能利用行业话语权，降低资源开发门槛。环境保护指标就是所有这些门槛中最为重要的技术门槛。中国矿业开发的技术门槛表面上看在世界各国中是最高的，但是都被维护各种行政利益、地方利益的潜规则所浸蚀。
　　以稀土为例，因为稀土中的稀有元素含量非常低，提炼过程中要大量使用有害成分较强的药剂，导致环境污染十分严重。因而发达国家通常不允许在本国建立稀土提纯工厂。澳大利亚拥有优质的稀土资源，但是由于国家环保要求高，相关资源始终没有开发。中国稀土工业则是处于恶性竞争状态，稀土提纯工厂遍布全国，甚至建在国内重要流域的上游地区，其根源就在于企业可以把环保成本转移给社会，可以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不是中国没有标准，而是地方政府部门和企业不遵守标准。能够让企业在不符合标准的条件下开工建设进而生产，都是行政权力争夺利益的产物。造成环境破坏仍继续生产的企业恰恰是一些地方企业和少数大型国有企业。通过提高环保标准，提高技术门槛，强制要求稀土企业开发和采用环境友好型的技术，形成技术优势，把稀土在经济价值上塑造成稀贵短缺，才是对中国优势稀土资源的真正利用。
　　因此，以环境保护为核心标准彻底摧毁任何形式的资源保护主义，是中国矿业走出传统行业管理、企业经营模式的基本原则。没有这样的转变，中国的稀有金属资源不仅仅不“稀贵”，反而成为廉价产品，严重影响中国国际威信，也成为中国在全球市场上反对资源保护主义的绊脚石。
　　此外，向矿业企业征收高额环境保护费和资源费，采取企业破坏后由政府恢复的模式并不是解决矿山环境保护问题的正途。事后由政府承担环境恢复责任，实际上是把政府推向了直接参与经营的角色。同时由于费用征收环节存在的大量漏洞，实际上等于让行为规范的企业为行为恶劣的企业买单，不利于奖优惩恶。
　　更为严重的是，在中国矿业企业没有形成重视安全环保企业文化的时候，以这种国内习以为常的矿业经营模式“走出去”，不但不能增强中国和平崛起的亲和力，往往出现“得到资源丢掉民心”的现象，反而会给国际竞争者提供反对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理由，极端情况下甚至会在资源所在国的政治领域中形成反对中国的基本力量。例如在一些非洲国家，中国长期援外形成的良好群众基础，由于最近几年中国企业在当地矿业开发中的错误行为，几乎丧失殆尽，以致民众对中国的某些矿业投资竟然十分反感。
　　要建立全国统一的矿业大市场，还必须有统一标准。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建立了一套标准高全、系统严谨的安全环保管理标准体系。这是中国重要的上层建筑基础设施，是宝贵的政治财富，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体现，不能随意抛弃。现在需要做的就是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予以切实落实。矿业上市公司通过遵守这个统一标准建立矿业规模开发的高门槛，政府和市场通过这个统一标准严格监管矿业上市公司。建立矿业规模发展的基础条件；以重视环保、安全和资源有效利用的指导原则更新市场准入规则，把上市公司作为开发矿产资源行业的唯一载体。
　　因此，转变思想观念上的第五个转变就是从注重矿产资源行业的发展转变为注重矿业的环境保护，建立并强化全国矿业开发环境保护统一标准。以资源公有的共识为基础，破除来自上层建筑的行政割据障碍，建立起反映矿产资源金融属性的矿业资本市场，基本指导思想就是环境保护主义，基本标准就是以安全环保为核心的矿业开发标准，通过设置较高的环境保护标准，抑制资源的无序开发，实现矿产资源保护的目标。从环境保护主义角度实现资源保护不但有利于在矿业领域落实科学发展观，而且有利于中国的资源政策得到国际认可与支持，加速中国矿业与国际矿业标准接轨，提高中国矿业在国际市场上的威信和影响力。
　　（二）中国矿业发展的战略思路
　　上述对矿产资源和矿业的分析告诉我们，在中国正在向着小康社会和现代化迈进的时候，必须进一步正确认识矿产资源和矿业的地位、作用，把握矿业对于国民经济发展和安全的重要意义。因此，要顺应当前国内国外矿业快速持续增长趋势，积极应对激烈的国际竞争，研究当前世界金融危机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结合国情正确地制定矿业发展战略、振兴规划和政策，把矿业当作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战略产业、基础产业和支撑产业来抓。
　　在未来十五年至二十年内，中国矿业发展的总体战略思路是：在科学发展观的基本思想指导下，以反对资源保护主义和推行环境保护主义为核心原则，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加强在国家层面的产业规划、宏观指导和重点规制，以市场机制和政府规制有机结合，建立以增加资源储量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为导向的矿产资源保障体系，以不断增加国土范围内的矿产资源储量和提高从海外获得矿产资源的能力为优先目标，以安全、环保和社区发展的高标准重建矿产资源勘探、开发和利用的微观基础，构建和完善以矿业权市场、地质勘探市场和矿业资本市场为主要内容的矿业市场体系，促进勘探和矿业企业转变经营机制，实现矿业可持续发展。
　　主要任务是：在这一期间国家矿业振兴规划的指导下，以建立链接全球资本市场的国际性矿业资本市场，发挥矿业资本市场功能和机制为突破口，以培育、扶持大型矿业上市公司为基本路径，转换经营机制为核心，以技术进步和优化产业组织为依托，以重大矿种和矿产品的大规模勘探、合理开发和有效利用为重点。一方面，不断增加矿产资源储量，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以提高矿产资源利用效率为中心优化的矿产资源保障体系，持续提供满足下游产业部门需求的矿产资源产品；另一方面，引导和推动矿业企业实现既面向市场又受到政府合理规制和社会有效监督的运营机制转型，以转换经营机制为中心落实矿业可持续发展经营原则，在此基础上实现矿业企业的规模化、透明化、集约化经营，使其生产经营活动能够符合全社会对矿业（企业）的社会责任期望，并利用相对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全球矿业市场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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