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染痼疾难遏制
　　历史遗留和遗留给历史的问题。
　　中国地下水、地表水污染特别是饮用水污染，与产业布局、产业水平有非常直接的关系。国家环保总局2007年资料显示，中国有2万多家化工企业建在江河旁边，其中，有2000多家企业建在水源地附近。这是历史遗留问题，但是，这不能成为不作为的借口。
　　法律不严，执法更不严。
　　中国已经出台多部环保相关法律，但是仍然不够严厉。行政问责不能代替法律制裁，大部分地方政府缺乏主动问责的动力，很多环保事故都是在媒体曝光后才问责处理。惟有随时随地主动问责才能遏制环境犯罪。
　　制度错位，没有独立于地方政府的环保监管机构。
　　不可能寄希望地方政府的环保部门监督自己的上级，也不可能寄希望于地方环保部门监督属地企业。因为利益与权力已高度一体化。没有制度和机构改革，决不可能改变监管执行力软弱的局面。比如，云南污染阳宗海湖的企业自2001年来被环保部门总计罚款16次，哪怕有一次是严法管制，也不至于出现后来灾难性的后果。
　　流域监管不到位，水权法缺失。
　　长江、黄河、珠江等大流域的治理和监管依然停留在传统的“多龙治水”、无人真正负责的状态，这和中国尚未出台水权法有关。
　　水权法的缺失使整个河流的治理只能停留在行政管理层面。上游对下游极不负责任，经常看到重金属污染事故发生时，上游政府竟然采取放水稀释的办法。如果有水权法界定地方政府的责任，上游出现污染源，下游地方政府可以诉诸法律起诉上游的政府。水权法可以为流域性的环境保护提供法律依据。
　　政策与科技依然是纸上谈兵。
　　2010年中国制定《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规划（2010-2015年）》，并报国务院批准实施。但是，政策和现有体制脱节，条块利益不一致，期望地方环保部门严格执行，根本不现实。
　　尤其荒诞的是，中国的科技研究与社会严重脱节。在学术资料库里搜索“电子垃圾中国”，有57432篇文章，但学者们仅仅是发论文而已，根本无法形成社会力量。
　　广东大宝山地区的污染最早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有研究报告发出警告， 每年更是出产大批研究论文——自1995年到现在超过100篇。从水污染事故，到土壤作物污染，到人血铅镉水平升高，到胃癌、肺癌、肝癌成批出现，整个环保科技队伍成了“看客”。匪夷所思的是，广西大学曾对一个铅锌矿的重大汞、镉、铅污染源问题展开研究，但由于顾虑地方和自身的重重利益，在国际学术论文上连污染地名字都不敢明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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