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撤离背后
　　然而寒冬在高潮后适时而来。
　　就在有色金属期货价格大跳水时的2008年10月,必和必拓中国区企业事务与发展副总裁许峰对外证实,必和必拓设在北京的办事处关闭。而对于这个成立已有近30年历史的办公室来说,勘探找矿是重要任务。
　　“我们想找到大规模、年限长、成本低的矿山,但是我们并没有取得成功。”许峰解释说。
　　今年2月份,另外一家曾长期宣称看好在中国勘探的矿业公司——泰科明克勘探业务停止了在中国的勘探业务。
　　泰科明克是加拿大最大的集采矿、矿业加工和冶金于一体的综合性矿业公司,也是全球铜、炼焦煤和锌生产的领先者。泰科明克原勘探业务负责人高占林告诉记者,他在今年3月离职后,转投金田。
　　金融危机的袭来,不但影响了大型矿业公司,更使财力相对薄弱的风险勘探公司变得十分窘迫。据加拿大金属经济集团（Metals Economics Groum, MEG）最近的初步估计,2009年全球有色金属勘查费用为84亿美元,较2008年的140亿美元下降40%,连续6年持续增长的势头戛然而止。
　　“北美的金融市场不是很愿意支持风险勘探,尤其是在中国境内的风险勘探。”古启安找了一圈潜在投资者,无功而返,“所以我们得找到替代的方案”。
　　然而,外资风险勘探公司纷纷撤离中国,上述权威信源称目前仅剩下十余家:“Barrick Power 撤了,Coffey ing撤了,还有Hunan Pacific Geological Exploration等一些公司也撤了。”
　　金融危机只是原因之一,在外资勘探公司拥有多年经验的华裔地质学家韩松（化名）称,许多外资风险勘探公司到了中国之后,发现自己施展不开手脚。
　　限制一方面来自于监管部门对于外资股份的限制——越来越多的矿产品种不允许外资独资,而等到外资风险勘探公司到了地方,许多操作中的习惯更使他们头大不已。
　　“国家总体而言,对勘探是支持的,但在地方上,因为对矿业特征了解不够,许多实际的工作习惯根本不利于风险勘探。”韩松举例说,“比如矿权的拍卖。如果是已知资源量的矿权,通过公开的招标可以规避国有资产流失,避免低价出售。这做法本来很好,但被很多地方用歪了——好多所谓矿权,其实只做了一小点政府投入的公益性地质工作,就拿出来拍。”
　　“受利益驱使。”韩松说,地方政府把账算得太精,最后使外资风险勘探没法玩,最后反而是利益最小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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