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中断的美好时光
　　“两条先期治理的江河没有带来普适的经验，仅仅留下沉痛的教训。”
　　重金属防治“十二五”规划的高调出台，意味着重金属污染问题正式回归国家议题，而引人深思的是，这期间历经了一段漫长而艰难的“U”型曲线——从被重视，到被忽视，然后再被重视。
　　最早提示地方主政者神经的是各地稀有的“怪病”——其中，主要来自于“五毒（汞、镉、铅、砷、铬）”中毒性最烈的元素——砷。贵州省疾控中心一退休人员回忆，早在1960年代中期，黔中某县便发现了奇怪病例——“患者手背布满突起的玉米粒大小的黑色癞疮，奇痒难耐的病人便拿锐器将其切割，但是过不了多少日子，癞疮又重新长出”。事后检测证实，这些村民家中室内空气含砷浓度高于国家标准数十倍。而这一切皆归罪于以高砷煤取代木柴。
　　1980年，中国大陆第一起大面积地方性砷中毒发生在新疆奎屯地区。彼时1200平方公里内的20万人人心惶惶。尽管症状与贵州相似，但诱因却不同——新疆当地居民放弃河渠取水而改作采掘高砷浓度的地下水。但直至1994年，国家层面的关注方才启动——砷中毒被正式列入重点防治的地方病，并在全国开展普查。
　　与分散的地方性砷中毒止步于预防医学界关注不同，真正纳入环保范畴的重金属污染治理，则起步于两条江河。1978年中央79号文件，将松花江和湘江纳入国家重点治理河流，并同时开启重金属污染调查。
　　黑龙江省环科院副院长翟平阳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不无感慨地怀念起1970年代之前的“泛蓝的松花江”，然而，沿江化工布局改变了这一切，据测算，在上升为国家治理之前的几十年，超过150吨的汞进入江水中。黑龙江环保厅一退休工程师回忆：汞中毒的阴影，彼时已在松花江两岸徘徊——甚至出现猫狗癫狂的场景。“有赖于松花江汞污染带来的群体恐慌和政绩压力”，汞污染研究者短暂的美好时光随即展开——1982年，经过国家部委审批，黑龙江省环保研究所成立汞污染防治研究室。
　　但是仅仅维持了两年，在污染源得到控制，沿江居民再无明显中毒反应之后，“某些管理部门认为中国汞污染问题已经解决了，无需继续进行研究。国内汞污染研究工作转入低潮，项目得不到支持，不少搞汞污染研究的人不得已转向其它研究方向。”中科院研究员王起超称。
　　时至今日，坚持汞污染研究30年的王起超不无遗憾地表示——“目前，对汞的生产、进口、加工、利用、排放情况还处于底数不清的状态，基础统计数据或不完整，或相互支持性差”。他甚至断言，“当前中国汞污染研究已经严重滞后于形势要求”。
　　中断的时光难以挽回，这同样发生在湘江之上。1983年，两名院士提出预警——“采矿企业的防护措施不当，流域性的重金属污染可能爆发”。两年后，由冶金部主持的重有色金属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即出台。这段时光，至今让湘江的治理者怀念，但实践却进展不彰，“技术制约是个客观困难，对重金属污染的很多基本机理都在探索中，资金、人员，都是问题。”原湘潭市环保局局长黄常见坦言。
　　一位环保观察者如是总结：“对于早期科研，坚持不够，投入不够，两条先期治理的江河没有带来普适的经验，仅仅留下沉痛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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