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8日消息  检索数据发现，澳大利亚3月份尚有20.4亿澳元赤字，但到4月已实现贸易盈余1.34亿澳元。金融危机爆发后，澳大利亚央行在全球率先加息，其政府还决定提高矿产资源税。这些动作的背后，是这个矿产大国出口特别是对中国出口大幅增长的现实。
　　规模浩大的中国国家投资拉动政策，在较大程度上确保了澳大利亚的经济增长。自2004年特别是2006年以来，中国城市房价、地价飙涨，大家算过土地账、货币账、财政账，唯独对有色金属、黑色金属及钢铁的“澳大利亚溢价”这笔账算得不多。
　　中国进口对国际商品市场的作用极大，尤其是高度依赖原材料投入的外延式增长模式，使中国成为全球商品价格上涨的主要动力。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推出一系列“救市”产业振兴计划，打头阵的是钢铁产业振兴规划，殿军是有色金属产业振兴规划。这对稳定中国乃至全球经济至关重要。但在经济世界里，有收益必定就有成本，那么，究竟是谁在承担这种成本呢？澳大利亚、巴西、印度等国的铁矿和有色金属矿产企业处于上游，是最大的收益者。中国的钢铁、有色金属工业及汽车工业、房地产业也不算下游。真正的下游，是中国千千万万的消费者家庭。值得注意的是，在同一时期，尽管程度差别不小，全球铁矿和有色金属矿业、中国钢铁及有色金属工业以及中国的财政收入，都呈现“企稳向好”局面。因此，埋单者只可能是消费者家庭。
　　近年来，全球金属价格总体呈逆势单边上扬。从2003年以来，中国的矿产贸易条件不断恶化。简单分析，中国的低利率是一个主要因素，外延式扩张的城镇化、工业化是另一个主要因素。低利率甚至负利率，实质是货币不值钱；城镇化、工业化外延式扩张，实质是政府主导的产业“不差钱”，也就是不论对方把价格抬得如何离谱，政府主导的企业“不在乎”——只要我们把自己设想成力拓或必和必拓的董事长，其经济行为便不难理解。
　　在目前的模式下，中国的选择余地极其有限。只要银行低利率、企业低效率不改变，以强硬的行政手段控制市场，只能按住葫芦起来瓢——通过行政手段控制疯狂的房地产价格，必然在其他方面产生扭曲——除了“豆你玩”，“蒜你狠”，行政手段可能使珍贵的民间资本流向海湾、济州岛甚至欧美，而本土的钢铁、石化产品价格同样可以扭曲，以低廉的价格出口补贴全球。
　　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迫在眉睫。只要现有模式不变，银行低利率、企业低效率现状就无法改变，它们只能保GDP高增长。正是这种GDP高增长，使中国房地产、汽车业“繁荣”引领全球，却使国民收入越来越多的百分点“被贡献”给澳大利亚及欧佩克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