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4日，英国《金融时报》一版刊登了一篇题为《日韩财团收购巴西铌生产商15%股权》的文章。文章中写道：“为了保障对高级钢材生产至关重要的稀有金属铌的供应，日本与韩国已联手对巴西最大的铌生产商投资18亿美元。铌主要用于提高钢合金的硬度。去年，中国有色金属华东地质勘查局达成协议，将收购在非洲拥有铌矿资产的澳大利亚上市企业全球金属与矿业公司的控股权。此后，全球市场对铌的争夺变得更加激烈。随着钢铁行业的蓬勃发展，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铌进口国，令日本和韩国的钢铁制造商开始提防铌供应短缺，以免中断高利润的高端钢产品的生产。”而在此之前，无论是有色金属华东地质勘查局(以下简称ECE)的网站，还是国内的所有媒体，均没有披露ECE此项澳洲并购的任何信息。
　　然而，仅一个多月后的4月12日，澳大利亚上市企业全球金属与矿业公司（以下简称GBE）在澳大利亚珀斯召开了特别股东大会。当董事会主席正式宣布，特别股东大会以全票正式通过ECE并购GBE公司51%股权的议案后，会场上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ECE的邵毅局长在投票结束后向与会股东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深情且风趣地说：“此时，地球另一端的中国正值春天，是播种的日子，而澳大利亚恰逢秋季，是收获的时节，两个美好季节在这一刻碰撞，无异于双方互送了最好的礼物，相信我们能谱写出更加美好的春秋故事。”
　　言虽短，寓情无限。2011年南半球初秋里发生的这一切并没有使邵毅沉浸于过度的高兴或激动之中，因为跨国并购中的甜酸苦辣已积淀良多。

　　探索——执牛耳运筹帷幄、风生水起
　　作为国有地勘单位的掌门人，邵毅从四年前任职的第一天起就深知矿产资源的金融属性，感受到地勘单位做强做大需要资本的杠杆撬动。
　　然而，中国国内的资本市场根本无法向初级勘探公司敞开大门，世界上只有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地才是初级勘探公司驰骋资本市场的天堂。一心希望拥有一个融资平台的邵毅，在国际金融危机蔓延的2008年和2009年小试牛刀，顺利购得加拿大上市公司西南金矿公司拥有的云南博卡金矿和澳大利亚上市公司Arafura资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RU）24.86%的股份后，更加谙熟境外投资环境与谈判技巧。他多次率团拜访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的矿业部长、澳大利亚财政部的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以下简称FIRB）官员和一些澳大利亚省级政府的资源部长，并广泛接触资源类上市企业，以期在号称“世界上最适应勘探公司生存”的资本市场为ECE占得一席。
　　2010年8月3日～6日，ECE启动了与澳大利亚上市公司北部铀矿公司（以下简称NTU）的并购谈判，双方约定ECE以0.145澳元/股的价格增发约1.08亿股，以约1亿元人民币（约1570万澳元）获得NTU51%的股权。NTU的核心项目为高品位铀矿Gardiner-Tananmi，该项目60%位于澳北部省，40%位于西澳，矿权面积达1万平方公里。2007年法国核能集团对此开展了航空物探以及电磁法勘探等地质勘查工作，圈定了6个具有诱人前景的靶区，资源前景看好。经多轮谈判，双方于2010年8月7日正式签署股权收购意向书，NTU于2010年8月9日在澳交所发布了ECE将并购其51%股份的公告。然而，公告发布之初，负责跟踪澳交所市场动态的ECE团队就发现NTU的主要股东在场外发生了极为反常的交易。2010年8月19日，原第一大股东所持有的12.2%股份在场外迅速易主；数日后，原第二大股东所持有的4.98%股份也被神秘买家购得。第一、二大股东的相继易人，意味着原先经过沟通赞成此次并购的部分股东已发生了变化，而神秘莫测的场外交易有可能导致ECE的并购议案在特别股东大会上遭到否决。此外，胶着且飘忽不定的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大选的选情，也使ECE对NTU并购的上空笼罩了一层阴霾。
　　邵毅来不及了解这些新股东是谁，亦无法得知突然发生的场外交易的真实意图，但职业的敏感使他有了不祥的预感，他果断叫停了即将开始的法律、财务和技术尽职调查，尽一切可能减少项目的前期投入损失。接下来的分析使他渐渐发现了端倪：收购原第一大股东的是澳大利亚最大的稀土企业莱纳斯（Lynas），该公司曾在金融危机中险些被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并购，当中国有色被迫放弃收购后，该公司迅速被日本企业所控制；而收购原第二大股东的也是与日本相关的企业。
　　稀土，现在身价倍增，作为很多高精尖产业尤其是许多重大武器系统的“味精”，被称为21世纪的“黄金”。过去的年代里，在“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的豪言壮语下，中国以低廉的价格供应着世界95%的稀土需求。2009年起，在国内学界、产业界的呼吁下，中国政府对稀土产业进行了整顿，以保护环境为目的将稀土列为重要战略资源，进行整合和管理。此举迅速招致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的强烈不满，三大经济体向世界贸易组织进行了投诉。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四处游说澳大利亚、越南、蒙古国等国，花重金支持民间企业在境外收购稀土项目。日本的稀土战略也使得ECE的海外并购遭遇到了更多的“麻烦”。以诺兰稀土为主打项目的ARU一反与ECE的甜蜜，不仅中止了与中国包括融资、技术和产业等方面的合作，还屡屡违反协议，不再视ECE为战略合作伙伴。而NTU收购项目的变故，再次证明了ECE与日本企业在稀土方面的遭遇战绝非偶然。NTU的主打项目是铀矿，但在西澳大利亚的确还拥有2个稀土的初级勘探项目，即Brown Range项目和John Galt项目，虽然这两个项目的地质工作程度非常低，未来前景还很难说，但仅仅“稀土”二字就足以让那些居心叵测诽谤“中国控制稀土”的人倒吸一口冷气了。于是，NTU迅速变脸，强硬提出加价的要求，且价格飙升至让人难以承受的地步。加价，邵毅并不怕，他担心的是即使加了价，投入了前期费用，仍然会遭到股东大会的否决，这样不仅在舆论上对ECE不利，也会导致国有资产损失。
　　思虑再三，邵毅与他的团队迅速做出停止收购的决定，并根据意向书的规定通过律师向对方索赔。而NTU似乎对索赔并不在意，爽快地赔付了100多万元人民币违约金。一场轰轰烈烈的国际并购就这样悄然落下帷幕，虽然ECE在未支付任何前期费用的情况下还获赔了100多万元人民币，但邵毅心里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邵毅接手ECE尽管才4年，但他通过重塑地质业、发展矿产业、推进国际化经营已使ECE由一个名不见经传、默默无闻的国有地勘单位一跃成为资源国际化配置中的弄潮儿。他敢于向“打工经济”说不，勇于破坏式创新，借力结构调整、产业升级，打造矿业开发产业链。上任伊始邵毅就明白，矿产资源项目投资大、风险高、周期长的特点，使得资本市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中国，即使有条件上市也需要三年，而中国的资本市场根本不可能接纳一个以拥有大量初级勘探项目为主的企业。世界上，只有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的资本市场能够接纳初级勘探公司，而购买资源类上市公司，不仅能实现ECE做强做大的梦想，又能同时收获许多优质价廉的资源项目，事半功倍、一石二鸟是邵毅对境外收购上市公司作用的评价。
　　于是，NTU收购的硝烟还未散尽之时，邵毅又决定对GBE发起并购。GBE虽是澳大利亚上市公司，但资源所在地却是非洲，其主打项目是铌矿。邵毅认为，日本人对澳大利亚稀土的觊觎，已使中国企业并购澳大利亚的稀土项目难上加难。因此，并购GBE是最好的选择，最能实现他的梦想。
　　邵毅向他的团队吹响了收购的集结号：
　　2010年6月初，ECE与GBE取得联系，表明希望并购其上市公司的想法，但对方却只愿意在铌矿项目层面合作，不同意在上市公司层面讨论并购问题。
　　2010年9月16日～19日，ECE邀请GBE执行主席等赴中国南京谈判，三天时间里GBE亲眼见证了ECE的实力，终于同意了在上市公司层面的并购计划。
　　2010年9月19日，ECE和GBE签署意向书，ECE将以0.345澳元/股的价格分两次收购GBE公司51%的股份。
　　2010年10月20日，邵毅率团专程赴澳大利亚拜访了FIRB官员和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矿产资源部马丁·弗格森（Martin Ferguson）部长。他此行的目的主要是向澳大利亚政府阐述ECE收购GBE的理由，其中也包括了他一直坚持的“收购是商业行为”的主张。
　　2010年11月17日，经过三个多月拉锯式的艰难谈判，ECE终于在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上，在国土资源部领导的见证下与GBE正式签署了合作协议书，ECE以0.345澳元/股的价格分两次收购GBE公司51%的股份，总收购价格为2.67亿元人民币（约4100万澳元）。

[1][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