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不可阻挡的城市化进程，自然资源的紧缺和生态环境的恶化已成为威胁健康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巨大障碍，在此背景下，有识之士开始把关注重点放到了城市，因为如今的城市，特别是那些特大城市不仅是人流、信息流、物流的聚集地，也已成为各种自然资源的集聚地。

　　挖掘城市中的“金属矿藏”
　　国际上这方面有影响的学者是美国耶鲁大学从事产业生态学研究的托马斯·格兰戴尔教授，他首先提出了“mining the cities”的概念，即“城市是人类可开采的矿藏”。在格兰戴尔教授看来，“金属已和原油和纯净水一样，到了某种临界点”，如果目前的金属消费趋势继续下去的话，有些金属的供应将难以为继。
　　格兰戴尔和其同事已对未开采的金属、正在使用的金属和作为废物处置的金属做了评估，他们挑选了铜、锌和铂等一些估计到本世纪末供应量会告罄的金属做评估。根据他的团队的计算，格兰戴尔推断，使用量最大的金属——铝、铜、铁、铅和锌必须再增加3～9倍的产出才能满足全球人们的需求。但同时，这些金属的回收率却不高，追溯这些金属的最终流向，发觉它们大都流向了城市。
　　大量不再使用的金属富集在城市。“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还不擅长于从城市矿山中去开挖这些金属，因为这些金属隐匿于计算机、汽车和建筑物中”。“人们需要动脑筋把这些金属循环利用起来，这意味着我们必须作更好的循环生产设计。金属短缺无疑会迫使我们去做更多的创新设计和更有效地再循环利用。如一个报废了的电视机就是一种很多不同资源的集合体，可以解构后利用。”
　　格兰戴尔认为，满足这样一种潜在的接近极限的金属需求，需要新的思路和方法，其中把眼光和目标转向城市，从城市这座“金属富矿”中获取新的金属来源是最为重要的。

　　资源利用达到三赢
　　首先把格兰戴尔“都市矿山”理念引进国内，并在环境资源领域努力推动的是清华大学的环境工程专家钱易院士。钱院士的观点是：自然界中的矿藏绝大多数是不可再生的，即使可再生也需长达千万年；而城市是利用各种矿藏资源建起来的，使用的材料包括：钢材、木材、水泥、沙子、塑料、铝材等等。城市里所有的生活生产用品、家用产品、生产设备、整个城市的建筑等等都是利用资源而成。这些资源一旦到了使用寿命就被抛弃了，但它们并不是废品，而是可以重新利用的矿藏和资源。
　　钱院士说，把原来要扔掉的污染环境的东西变成资源，既可节约资源，又能保护环境，而且可以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因为这些旧电视机要拆解、利用、回收，这一过程能够造就新的企业，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可以达到“三赢”的效果。
　　日本人称之为再生资源，美国人原来对“生命周期全分析”理论——即从原料开采到生产、使用再到废物处置的整个过程的简称是“从摇篮到坟墓”，现在他们改成了“从摇篮到摇篮”，按照这一观念，最后要处置的东西应该而且必须要回到原来的状态，变成新的资源。这些概念实际上体现的思想是：人类必须善待和珍惜资源。
　　钱易院士介绍说，格兰戴尔教授不仅提出了“都市矿山”的概念，而且他还一直在努力推动这件事。前些年，这位教授带着中国的学生，做了有关北京城市的铜资源的调查，调查北京城市里所用的铜制产品的储量及其流向，通过这个调查最后可以告诉人们，北京这座城市蕴藏了多少铜资源。钱院士说，这种物流分析的方法是工业生态学上的一种方法，它也可以转变人们的观念，可以提醒人们，废旧物品的回收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情，可以达到三赢的效果。

　　中国应加紧发展再生资源产业
　　去年世博会期间，我国材料专家左铁镛院士在“院士带你看世博”活动的演讲中专门讲到“都市矿山”这个话题，左院士认为，300多年来的工业化进程已将大量资源堆积在城市里。如能善加利用，将有助于人类社会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
　　左院士演讲中提供了国内外的成功案例，国内案例他提到了浙江省，“浙江本不是资源大省，但近年来不少商人做起‘收旧货’生意，把废弃家电从国内国外捡来拆分，产品是钢铁、铜、铝等等，如今，浙江已经可以名列资源大省了。”国外的例子是日本，“日本从废弃家电中回收芯片，然后从中提取铂金、黄金，满足了本国需求还有余。”
　　左院士认为，要在整个社会中实现各种资源的回收再利用，是一项浩大的系统工程，除了各行各业都要发展起相应的技术，更需要法制、教育等的配合。譬如日本法律规定，人们购买新家电时，必须支付一笔用于废弃处理的费用，而企业有责任回收自己的产品，企业必须在所生产的电器中安装米粒大小的跟踪器，以确保日后回收再利用。
　　左铁镛院士对中国目前在资源回收利用方面的现状很不满意，目前我国再生资源产业产值不足200亿美元（而美国的再生资源产业的产值已接近其汽车产业了），每年约有500万吨左右的废钢铁、20多万吨的废有色金属、1400万吨的废纸及大量的废塑料、废玻璃等未能回收利用。左铁镛说，“缺油少气”、人均矿藏不丰富的中国更应加紧挖掘“城市矿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