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行政当局纠结的不在于康桥的铅蓄电池产业是否应当果断淘汰，而是类似康桥地区的产业结构，几乎遍布上海近郊区、镇（街）两级的大多数工业园区抑或经济开发区。这样的经济结构，与真正的国际化大都市，譬如巴黎、纽约、伦敦、东京相去甚远。
　　去年9月发生在浦东康桥地区的部分儿童血铅超标事件终于给出了初步说法，市政府上周六对外公布的调查结果确认，这是一起因环境中铅含量升高引起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政府将依法追究有关企业责任。
　　事发后，直接造孽的江森国际蓄电池有限公司、新明源汽车配件有限公司涉铅生产经营活动被停止，另一家参与造孽的康硕废旧物资利用有限公司则被责令限期修复原场地中已受污染的土壤。康桥“血铅事件”受害患儿共49名，年龄大都在1－3岁之间，眼下尚有3名儿童住院治疗。
　　“血铅事件”近些年在国内多地均有发生，但发生在国内省会以上城市，尤其是发生在直辖市城区的，至少公开见报的只有上海一例。因此，康桥“血铅事件”造成的影响，比国内其他通常发生在中小城市经济开发区或县级工业园区的同类事件更大、更直接、更负面。
　　康桥是原南汇区的工业大镇。查官方统计数据，该镇去年GDP规模为177亿元，但工业经济的产业档次明显偏低。自南汇并入浦东新区，正在建设的迪士尼乐园与其毗邻，康桥产业结构与档次的现状，显然与浦东新区新的发展定位形成了一定的抵触。这是康桥“血铅事件”尤其为社会舆论关注的一大隐性原因。
　　康桥镇现有常住人口14.3万人，其中外来农民工超过9万人，外来农民工常住人口是户籍人口的约两倍，仅此就足以说明该镇现有工业门类的技术含量总体不高。还有，康桥镇域面积41.5平方公里，除以该镇常住人口，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为3450人。这一数值与上海全市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3530人只相差区区80人，这足以说明，在如此高的人口密度下，即使不考虑浦东新区的城市功能定位，继续保留铅蓄电池这类存有高污染风险的重化工企业是非常不恰当的。
　　更让行政当局纠结的还不在于康桥的铅蓄电池产业是否应当果断淘汰，而是类似康桥地区的产业结构，几乎遍布上海近郊区、镇（街）两级的大多数工业园区抑或经济开发区。只要对郊区工业经济的产业分布稍作分析，内行人立即就能得出结论，这样的经济结构，与真正的国际化大都市，譬如巴黎、纽约、伦敦、东京相去甚远。
　　这些年，透过公开见报的信息，上海淘汰落后产能譬如“五小企业”的工作不可谓抓得不紧，但工作重点过分集中在中心城区，其指导思想更多停留在中心城区工业地块转为商业地块，以收获巨量级差地租的层面，而利用级差地租补贴和支持淘汰更多落后产能的正确做法却鲜有公开报道披露。
　　加大淘汰落后产能的力度，市级决策层很急很坚定。但到了区一级，GDP和现成的税收则往往成为结构调整最大阻力。由于“血铅事件”爆发，浦东新区承诺“将全面评估康桥地区环境状况，对涉铅行业相关企业实施产业结构调整”，可我们不能不指出的是，这些涉铅企业已存在多年，有的还不断追加资金扩大产能，假如“血铅事件”暂时没有爆发或爆发后没能公开曝光，对这些高污染的“摇钱树”，是否也主动实施结构调整呢？
　　就事论事议论康桥“血铅事件”，造孽的企业和政府环境监管要“各打五十大板”。深究本源，康桥“血铅事件”再次触动了上海产业结构之“痛”。要想避免并最终杜绝照理说压根就不可能发生在国际化大都市的“低档次污染”，与其再次作出“避免再次发生类似事件”的空洞表态，不如踏踏实实调整产业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