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中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均保持了强劲增长动力，似乎仍然演绎着近年来良好发展的形势。
但业内专家认为，今年以来，经济在高位运行中进一步加速，使许多矛盾更加激化，外贸顺差急剧扩大、固定资产投资高位反弹、资产价格上涨过快、节能减排形势不容乐观，长期“低烧”增长，可能会损害我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
经济“低烧”增长
今年前5个月，我国GDP增速高达11.1%，经济偏热格局已经为多数经济学家所接受。当然也有专家认为，目前经济已经过热。
北京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王跃生说，如果年初制定的经济增长8%的目标是比较合适的话，现在超过11%的增速显然已经过快。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主任范剑平也认为，目前，经济运行已经偏离了我国GDP的潜在增速，这个潜在增速应该是9%—10%，“一个国家经济健康增长，应该保持或者略低于潜在增长速度，但我国目前已经大大高于这个潜在增速。”
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消费需求增长持续加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逐月加快。1-5月累计，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5.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2.7%，比上年同期加快0.8个百分点，为近10年同期最好水平。
同期，城镇固定资产投资32045亿元，同比增长25.9%。前5个月，在建规模依然偏大，而新开工项目投资出现反弹。我国这一轮固定资产投资高潮已经持续了73个月，超过新中国经济史上任何一次投资扩张期的时间长度，并且仍未见回头的趋势。
而我国外贸出口保持强势，前5个月同比增长27.8%，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2.1个百分点；进口增长19.1%，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2.9个百分点，外贸顺差累计857.2亿美元，比去年同期高出了83%。
也就是在这三驾马车齐动下，拉着GDP跑出11.1%的高速。
系统性矛盾逐渐生成
范剑平指出，与一季度相比，经济运行中偏快转向过热的特征更加明显，以外贸顺差急剧扩大、国际收支不平衡矛盾进一步加剧为核心，引发出的一系列矛盾正在发散。
他举例说，目前，货币流动性过剩局面更趋严峻，银行信贷偏快的状况没有扭转，1-5月新增贷款同比多增3115亿元；在货币流动性过剩的刺激下，实体经济中出现工业生产增速逐月加快和固定资产投资高位反弹现象，经济增长没有摆脱对传统工业化的路径依赖，在高速增长期为粗放型增长付出的土地、能源、资源和环境代价太大。
另外，外贸顺差激增，也导致央行不得不被迫释放基础货币，虽然，央行尽力回笼资金，但经济运行中出现的货币流动性过剩刺激了虚拟经济非理性繁荣的新矛盾、新问题，资产价格泡沫膨胀，房价涨幅反弹，股价大幅上涨后剧烈波动等。
例如，今年以来，房地产价格出现在高位基础上涨幅进一步提高态势。5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6.4%，涨幅比上月高1个百分点，也明显高于去年全年涨幅。范剑平说，房价涨幅反弹一方面与货币流动性过剩局面加剧有关，另一方面与住房需求与供应的总量矛盾和结构性矛盾有关。
节能减排形势严峻
这种“低烧”的经济增长使得资源、能源压力增大，节能减排形势严峻。例如，今年1-5月份，工业加速主要由重工业加速拉动，重工业增长19.1%，比上年同期提高1.4个百分点，而重工业的再度加速使节能减排形势更趋严峻。
据统计，六大高耗能行业中钢铁、有色金属、建材、化工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26.1%、20.9%、23.7%、21.3%，均高于工业平均增速；石油加工及炼焦行业增加值增长10.8%，同比加速3.7个百分点。 中国证券报 本报记者 周明 高建锋
三大悖论推动宏观经济低烧运行
当前，宏观调控就面临三种典型的“两难”悖论：加息与阻止热钱不能两全；压缩固定资产投资与减少贸易顺差不能两全；加大“两高”行业成本与控制通货膨胀不能两全——结果自然是“按下葫芦浮起瓢”，宏观调控也不得不投鼠忌器。
回顾本轮宏观调控的轨迹，政府频频出拳，不仅用尽加息、人民币升值、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增发央行票据、调整出口退税政策等“十八般武艺”，而且将祭出上调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调整利息税、发行特别国债等“如来神掌”，但已出台政策的调控效果不尽如人意，将出台政策的效果还有待观察。
可以肯定的是，面对当下“低烧”运行的宏观经济存在的诸般症结，宏观调控正面临种种前所未有的“两难”处境。
从微观调控说起
自2003年以来，国家相继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等“两高”(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出台制止盲目投资的调控政策，并制定产业发展政策，当时调控的主要目标是防止潜在产能过剩、提高产业集中度。
但事与愿违，如今各行业的产能规模早已远远超出当初的“规划”水平，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在经历大幅下滑之后卷头重来，同时产业集中度也不升反降。
以钢铁行业为例。2003年，有关部门预计，到2005年底，我国将形成3.3亿吨的钢铁生产能力，并“大大超过市场预期需求”。为此，国家和各地“原则上不再批准新建钢铁联合企业和独立炼铁厂、炼钢厂项目”。
出乎意料的是，2005年底，我国已形成炼钢能力4.7亿吨，此外还有在建能力0.7亿吨、拟建能力0.8亿吨，合计产能远远超过当初的预计水平，并且也没有出现严重而持久的供大于求现象。同时，由于主要大型国有钢铁企业都被束缚住扩张的翅膀，而小钢厂在市场需求拉动下异军突起，最终产业集中度不升反降，前十大钢铁企业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比例由2004年的34.7%一路下滑至2006年的29.4%。
过去微观行业调控的经历正是当前宏观经济调控的前车之鉴。事实上，宏观调控正越来越多地面临一些“两难”悖论，正像钢铁行业调控一样，本来希望控制产量，最终不仅“竹篮打水一场空”，反而降低了产业集中度。
按下葫芦浮起瓢
以往中国经济周期往往高开于市场自发的扩张行为，而低落于政府被迫的调控措施。但在当前这个超长的经济周期，宏观调控却似乎屡试不灵。
6月13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当前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主要是工业增长偏快、外贸顺差过大、投资增速继续在高位运行、流动性过剩问题依然突出、价格上涨压力加大、节能减排形势严峻。
这些问题并非“一日之寒”，然而落到高层会议不得不关注的地步，显然说明近期宏观调控的效果并不理想。两次加息、五次提高准备金率，仍然难抑流动性过剩局面；人民币加速升值、三次调整进出口税率及出口退税率，依然难改贸易顺差飙升的势头。
更为严重的是，由于面临种种掣肘，宏观调控可操作的余地越来越小。当前，宏观调控就面临三种典型的“两难”悖论：加息与阻止热钱不能两全；压缩固定资产投资与减少贸易顺差不能两全；加大“两高”行业成本与控制通货膨胀不能两全——结果自然是“按下葫芦浮起瓢”，宏观调控也不得不投鼠忌器。
先看加息。在货币政策独立、汇率稳定和资本自由流动三者不可兼得的“蒙代尔三角”面前，公开市场操作、再贴现、法定准备金率三大货币政策工具表现得软弱无力，利率成为央行最后一根稻草。然而，加息虽然可以抑止流动性过剩，但随着反过来利差扩大招致的海外热钱可能将加息的成果化为灰烬。
再看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这曾经是中国政府抑止经济过热的法宝，但在目前外贸顺差屡创新高的情况下也难以为继。经济学中有一个“储蓄-投资＝经常项目顺差”的宏观经济恒等式，可以理解为储蓄不变的情况下，投资和经常项目顺差，按下任何一个葫芦都会浮起瓢。于是，一旦压缩固定资产投资，经常项目尤其是贸易顺差将会迅速增长，导致外汇占款的源源流入和流动性泛滥，并在贷款投放冲动下为固定资产投资膨胀提供“奶水”。
最后来看节能减排。节能减排必须控制“两高”行业固定资产投资高增长的势头。而在“两高”行业利润高增长的情况下，必须加大行业运行成本如加快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健全排污收费制度、出台燃油税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两高”行业增加的部分成本会转嫁到价格上，并导致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上涨，最终“火上浇油”式地传导到本已处于高位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上，形成新增通货膨胀压力。
未来调控走向何方
在“两难”困境中，未来宏观调控将何去何从？
分析人士认为，治理中国经济的内外结构失衡问题并非一日之功，宏观调控必须着眼全局，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而不是扮演目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消防队员角色。
首先，煤、电、油、运、房地产等非贸易品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不仅不应该压缩，反而应该提高。
在加入WTO后国际市场需求打开、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情况下，眼下这轮经济增长周期之长可能会超出预期。如果未来经济增长进一步加快，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迅速增长，经济增长仍然可能像2003年一样遇到这些非贸易品部门的瓶颈制约。
其次，适当加快人民币升值步伐。人民币升值已经不是一个问题，升值多少才是问题。加速人民币升值可以减缓贸易顺差快速增长势头，并促进国内出口部门的结构调整和升级，从长远来看有利于中国经济增长。
最后，容忍一定的通货膨胀，特别是PPI的上涨。作为一个出口大国，中国工业制成品价格的上涨可以传导到其他国家，并促使西方国家上调利率，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流动性泛滥和贸易顺差快速增长。2004年上半年，经济过热时CPI、PPI高位上行，而贸易出现逆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中国证券报）
